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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聖誕節前夕，拉斯維加斯的天空上出現了一個不太尋常的畫面：Timothée Chalamet 站在 Sphere 的頂端，身穿黑色外套，俯瞰整座城市。這顆直徑超過 100 公尺、造價達 23 億美元的巨型球體，是賭城最新的感官奇觀，這一次，它成了一部乒乓球電影的宣傳道具；與此同時，拉斯維加斯的另一個角落，一顆巨大的橘色氣球正緩緩飄過大樓之間，上面印著《Marty Supreme》（台灣片名《橫衝直闖》）的片名，負責這一切的，是過去深受獨立藝術電影影迷愛戴的 A24。
不過顯然的，如果你對 A24 有一點認識，這個畫面或許會讓你感到些許突兀。
這家公司能在過去 10 年間闖出屬於他們的道路，靠的是完全相反的美學邏輯與行銷思維，他們曾經聯手撒旦教會行銷一部十七世紀背景的女巫電影，曾經在 Tinder 上為《人造意識》（Ex Machina）的機器人女主角建立假帳號，試圖把真實用戶釣進宣傳活動之中，A24 的崛起，本質上是一場對好萊塢宣傳機器的嘲諷與顛覆，但現在，他們選擇站在了賭城那個球體的頂端，也許這是一個值得讓我們追問的時刻：這還是你認識的 A24 嗎？
你可能已經認識的 A24
要理解 A24 正在發生什麼事，得先回到它為什麼讓人著迷。2012 年，三個年輕人在紐約創立了這家公司，不過時機並不理想；獨立電影市場正在萎縮，串流還沒有改變一切，中等預算的電影正在從院線消失，但 A24 的創辦人 David Fenkel、Daniel Katz 和 John Hodges 看到了一個縫隙，主流片廠忙著打造系列和超級英雄宇宙，沒有人在認真對待那些有個性、有觀點、拍給真正喜歡電影的人看的作品；而他們的賭注是，用低成本製作、數位優先的行銷，讓這類電影也能找到自己的觀眾，最後證明，這個觀眾比任何人預期的都要多。
A24 帶給觀眾的，不只是一部一部的好電影，而是投入更多精力打造「品牌認同。」從《月光下的藍色男孩》（Moonlight）、《宿怨》（Hereditary）到《媽的多重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這些電影在題材、類型和風格上幾乎毫無共同點，卻都散發出同一種氣質，它們像是某個有機體的產物，而不是某個會議上的決議。
與此同時，A24 的行銷部門把每一次上映都變成一個文化事件：限量周邊、只對會員開放的特映、在社群媒體上製造夠怪的話題。導演 Sofia Coppola 曾說，她知道 A24 真的成了某種東西，是因為她在西村看到一個男人帶著印有 A24 logo 的狗繩遛狗。這家公司不只在賣電影，它在販售一種品味的歸屬感，一種「我們和好萊塢不一樣」的身份認同。
「那筆投資」
2024 年 6 月 26 日，A24 宣布完成新一輪融資，由 Josh Kushner 的創投公司 Thrive Capital 投入約 7500 萬美元，加上原有投資公司 Stripes 和 Neuberger Berman 的追加支持，A24 的企業估值來到約 35 億美元，比 2022 年那輪 2.25 億美元融資時的 25 億估值高出整整 40%。
Josh Kushner 是 Instagram、Spotify、Stripe、Slack 的早期投資人，也是 OpenAI 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的 Thrive Capital 管理資產規模超過 160 億美元，2024 年更完成了規模達 50 億美元的新基金募集，是該公司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這些背景讓他的投資邏輯一目了然，他投的不是電影，他投的是平台、是品牌、是那種有能力重新定義某個產業的公司。
Thrive Capital 當時在聲明中表示，他們看到 A24 是一家「在各個產業中尋找定義性企業」的投資對象，而 A24 正在做的是「把非凡的才華與創意，結合商業模式與科技創新，重新發明娛樂業」，對 Thrive Capital 而言，與其說是他們看重的是一間電影公司，不如說是在談一家科技公司。
根據 DEADLINE 的報導，融資完成後，外部投資人合計持有 A24 約 12.5% 的股份，創辦人與員工仍掌握絕大多數的股權與投票權，因此若從股權結構來看，這似乎還不到「失去控制」的程度，但 Josh Kushner 加入了董事會，這才是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一家以「創辦人說了算」著稱的公司裡，董事會席位意味著一個新的聲音被正式引進了決策核心，那個聲音來自一個習慣以「規模化」和「科技創新」思考問題的人，而不是一個從錄影帶店打工做起、靠直覺選片的電影人。
A24 在聲明中說，這筆錢將用於「擴大製作與發行，以及繼續推進電影之外的業務」，其中包括了音樂、出版、消費品和現場演出。Thrive Capital 則強調看好 A24 的商業模式與科技創新，兩邊的聲明都刻意模糊，但方向很清楚，這不是一筆讓 A24 繼續安靜做小電影的錢。
The Wrap 在融資消息公布前就已獨家報導，A24 正在積極尋找「動作片與大型 IP 項目」，一位知情業內人士直言：「每個在獨立電影圈的人都清楚，A24 需要轉向更商業的電影。」而在融資完成後，好萊塢報導的標題幾乎是在替這個方向背書：「這筆投資讓這家獨立製片廠得以繼續推進更商業化內容的佈局。」
這裡有一個數字值得單獨拿出來思考：35 億美元。這個估值，與 Skydance 去年 8 月買下派拉蒙的 80 億美金相比不算誇張，但已接近獅門影業的水準；然而 A24 的收入規模，與這個估值之間存在相當大的落差，業界估計其年收入約在 3 億美元上下，若以傳統影業的估值邏輯計算，這個數字只能支撐不到 5 億美元的市值，換句話說，A24 高達 35 億的估值，很大一部分來自「品牌溢價」與「未來成長預期」，而不是當下的財務表現。這意味著投資人押注的是一個 A24 能夠兌現的未來，一個比現在更大、更商業、觸及更廣泛受眾的 A24。
轉型需求比我們想像的更早
如果把 Josh Kushner 的投資視為 A24 商業轉型的起點，其實並不準確，真實的時間線要往前推至少三年。2021 年綜藝報獨家報導，A24 曾主動探索出售可能，開出的價格在 25 億至 30 億美元之間，接觸對象包括多家潛在買家，傳言蘋果公司也曾表達過興趣。談判最終沒有結果，但這個動作本身已經說明了一件事：A24 的創辦人很早就在思考，這家公司的下一個階段需要更大的資本結構來支撐。
最後選擇不賣，不代表不需要錢，更意味著他們想用另一種方式達到目的。2022 年，Stripes 創辦人 Ken Fox 領投了一輪 2.25 億美元的股權融資，A24 估值正式來到 25 億美元。這是公司第一次大規模引進外部機構資本，也是估值壓力正式進場的時刻，因為外部投資人的錢不是贈與，是一種對成長的期待。
A24 以作者電影打響名號，但不可否認的，作者電影是一門高風險的生意。據 The Wrap 報導，Ari Aster 2023 年的《寶可噩夢》（Beau Is Afraid）讓公司虧損了約 3,500 萬美元，成為當時 A24 史上最慘烈的票房失利；更早之前，《綠騎士》（The Green Knight）同樣以高成本、低票房收場。一位業內人士直言：「作者電影是高風險、低回報的生意，根本吸引不了潛在買家。如果你想出售或尋求進一步投資，這是個大問題。」
A24 選片的邏輯從來不以票房為優先，這是它的靈魂所在，但也是它的財務天花板，在估值尚小、規模尚輕的時候，這種邏輯是可以維持的，但當外部資本進場、估值膨脹，這個天花板就變得越來越難以迴避。
2023 年秋天，The Wrap 獨家報導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新聞：A24 發行主管 Noah Sacco 開始主動走訪各大經紀公司，明確表達對「動作片與大型 IP 項目」的興趣，公司策略正在「降低對傳統作者型戲劇的重視」。這個時間點，距離 Kushner 投資還有將近一年，也就是說，商業化轉向不是投資人帶進來的要求，而是 A24 自己在資本壓力累積之下，主動做出的選擇。
發行策略的具體轉變
最直接能看出 A24 思維轉變的，是它在串流平台上的重新佈局。2019 年起，A24 的院線片在下映後走的是 Showtime 的獨家頻道授權路線，這是一個相對小眾的安排，符合當時 A24 的市場定位；但從 2023 年 12 月開始，A24 與華納兄弟探索集團簽署了多年期的 Pay-1 獨家協議，旗下所有院線新片在下映後，將獨家進駐 HBO Max 與 Cinemax。
根據好萊塢報導，這份協議涵蓋超過 100 部 A24 影片，包括既有片庫與未來新作，包括了《貓王與我》（Priscilla）、《夢想集中營》（The Zone of Interest）到《Civil War》，一次全數打包，代表 A24 不再滿足於在有線電視的曝光規模，它選擇了當時訂閱用戶規模最大、品牌最具份量的串流平台之一做為合作夥伴。
製作規模的改變同樣清晰可見。2024 年上映的《Civil War》製作預算達到 5000 萬美元，是當時 A24 史上最高的單片投資，最終全球票房達 1.27 億美元。這部電影的意義不只在於數字，而在於 A24 為它設定的上映策略，有別於過去先在主要市場的藝術院線試水溫，這次他們直接一口氣開了超過 3500 個院線影廳，A24 開始選擇了更接近主流片場的發行節奏，將《Civil War》當作一部需要首週票房數字操作的商業電影看待。
與此同時，A24 也在積極追求既有 IP 的改編授權，包括曾試圖取得「月光光心慌慌系列」版權，並已與 Peacock 合作開發「13 號星期五系列」影集，這些動作都表達了一個清楚的訊號：擁有既有受眾基礎的 IP，可以降低市場開發的成本，這是好萊塢大廠幾十年來奉行的邏輯，而 A24 正在學習使用這套工具。
明星策略的轉變，則是一般影迷觀眾最肉眼可見的。A24 過去的明星，很多是它自己製造的，Timothée Chalamet 在《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之前並不是全球巨星，Florence Pugh 在《仲夏魘》（Midsommer）之前也還在上升期；但現在 A24 開始反過來操作，主動邀請已經是票房保證的名字。
巨石強森主演 Benny Safdie 的《重擊人生》（The Smashing Machine）、Zendaya 與 Robert Pattinson 共同出演《抓馬戀人》（The Drama）、Hugh Jackman 的《羅賓漢之死》（The Death of Robin Hood），以及 Timothée Chalamet 在《橫衝直闖》中的全力押注，這個明星戰略的目的，就是確保電影上映之前就已經能獲得媒體版面與社群聲量。
A24 在發行版圖上還有兩個動作值得單獨點出。2025 年，A24 取得了中國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的北美發行權，負責將這部在中國創下史上最高票房紀錄的動畫片帶進美國院線，這種降低不確定性的選片思維，與 A24 過去主動擁抱不確定性的精神完全相反。
另一個案例是《艾爾登法環》的電影改編。根據《紐約客》的報導，當時是 Noah Sacco 親自飛往日本與遊戲開發商 FromSoftware 的社長宮崎英高談判版權，Alex Garland 為此寫出了一份長達 160 頁的劇本，當然，A24 的切入點仍然帶著自己的邏輯，他們找的是被視為遊戲界「作者導演」的宮崎英高，而非純粹的商業 IP，但無論包裝如何，跨入知名電玩改編市場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清楚的訊號。
綜合來看，A24 在發行策略上的轉變，呈現出一種「維持風格外殼、擴大商業核心」的路線。它沒有變成漫威，也沒有開始拍續集，但它正在系統性地移除過去讓自己保持小而精準的那些自我限制，追求更大的平台、更貴的製作、更有名的明星、既有的 IP，甚至是 AI 工具的引入，每一步單獨來看都有其合理性，但放在一起，建構出的是同一個方向：一家正在努力說服資本市場、自己值得那 35 億美元估值的公司。
Noah Sacco — 靈魂人物的內心矛盾
2025 年 8 月，《紐約客》文化編輯 Alex Barasch 發表了一篇題為「A24 的作者帝國」（A24’s Empire of Auteurs）的長篇報導，這是外界首度獲得 A24 內部視角的深度側寫。文章的副標題是：「這家電影公司擅長發行小成本、有爭議的電影；現在，它也想發行票房大片。」Barasch 採訪了數十位與 A24 合作過的導演、製片人，以及公司內部的核心人員，最終呈現出一幅比任何公關聲明都更複雜的圖像。
在這篇報導裡，篇幅最重的人物不是任何一位導演，而是 A24 的電影部門負責人 Noah Sacco，也是 A24 與導演關係的核心樞紐。Celine Song 稱他為「守護天使」，Ari Aster 說「他們總是手臂相扣地開始，手臂相扣地結束。」Sacco 的工作方式是高度個人化的，他會去看 Charli XCX 的演唱會，只是為了更理解正在與 A24 合作的導演；他在剪輯階段會把一部電影看三遍，直到他真正讀懂這部電影的語言，才開始提出意見。
但最能說明 Sacco 此刻心理狀態的，是他在計程車上對 Barasch 說的一句話，那是在《瘋狂小鎮愛丁頓》（Eddington）坎城首映前夕，他們剛看完內部試映，Sacco 說：「我渴望我們的電影能夠成功，但如果我們在這個道路上失敗了，就會造成一些不好的觀念。」
他提到 Ryan Coogler 的《罪人》（Sinners），一部非系列的原創故事在華納兄弟的支持下獲得評價與商業上的成功，這件事讓他深感振奮，「對任何在做原創內容的人來說，這都是好消息。」但他隨即補上了反面：「如果我們在努力使高品質作品成為主流的過程中成為了犧牲品，那就太糟糕了。」
這段話值得細細咀嚼思考。Sacco 的焦慮不只是票房的焦慮，而是一種更深層的使命感焦慮，他意識到 A24 的商業成敗，對整個好萊塢的原創生態都有示範意義，但弔詭的是，正是這種「我們必須證明原創內容可以商業成功」的壓力，正在一步步把 A24 推向它原本試圖對抗的那套邏輯。
A24 早年的原則是找那些其他大公司不敢要的電影，今天 Sacco 的問題是「這個世界還認為哪些電影不應該開 3000 個廳？」兩個問題看起來相似，本質上卻是不同的，前者是在對抗市場，後者是在試圖說服市場。
A24 Indie 的消失
《紐約客》報導中最具批判力道的一段，不是關於大預算電影，而是關於一個小部門的安靜死亡。
A24 內部原有一個名為 A24 Indie 的部門，由 David Laub 主導，專門孵化超低預算的藝術電影，這個部門的成果是 A24 最令人珍視的那些作品；如 Kelly Reichardt 的《深夜裡的美味祕方》（First Cow）、Charlotte Wells 的《日麗》（Aftersun）、Annie Baker 的《珍妮特的星球》（Janet Planet）、Joanna Hogg 的《我們的相愛時光》（The Souvenir），這些電影的共同點是預算極低、商業前景幾乎為零、導演清一色是女性，然而 A24 願意把它們拍出來，因為它們是好電影。
現在，這個部門改了一個更無特色的名字：「A24 Platform」。 David Laub 也已離職，轉往 Metrograph Pictures。（紐約知名藝術戲院 Metrograph 於 2019 年創立的發行公司）
Kelly Reichardt 後來為《盜藝有道》（The Mastermind）尋求更高的預算時被 A24 拒絕，她最終落腳藝術串流平台 MUBI，依然拿到了她想要的創作自由。對於 A24 的轉向，她說：「對我這樣的人，是一種心碎。」Reichardt 沒有指責 A24 背叛了什麼，她只是清楚地說出了一件事：那個讓對抗好萊塢的某種作者聲音，正在因為規模化而消失，這個損失是真實的，而且很難用任何商業邏輯來補償。
Alex Barasch 的報導也揭示了一個更具體的案例，2024 年的喜劇《鄰家友誼》（Frienship）A24 當年其實拒絕為它出資，直到後來在多倫多影展觀眾反應熱烈後才買下發行權，這種「等到安全再入場」的保守姿態，是 A24 早期最引以為傲的對立面，那時候的 A24會在《肌膚之侵》（Under the Skin）沒有任何美國發行商願意接手時出手，會在《月光下的藍色男孩》（Moonlight）已被三家出資人拒絕後說「我們就是在等這部電影」。
A24 Labs 與 AI
A24 在尋求 OpenAI 的主要投資人 Thrive Capital 投資時，有一個明確的動機，他們想藉此取得人工智慧技術的入場券。
A24 Labs 由 Scott Belsky 主導，探索 AI 在製片流程中的各種應用，從預測性行銷、受眾發現，到協助創作者進行「與 LLM 深度對話討論角色心理」、「預先視覺化角色、服裝與特定場景」。電視部門主管 Ravi Nandan 甚至設想，AI 可以幫 A24 精準觸及「微社群」，讓某些內容只需觸及一千人也能成立，因為成本夠低。
這個願景聽起來很誘人，但旗下導演的反應讓人看到了另一面。Ari Aster 在 Letterboxd 的訪談中說：「如果你和這些工程師以及那些引領人工智慧發展的人交談，他們不會把人工智慧視為一種偉大的新媒介，他們把它當作神一樣看待。」《媽的多重宇宙》導演關家永也對人工智慧與影視作品結合感到擔憂，「我擔心的是，如果電影產業，不只是好萊塢，還有像是 YouTuber、網紅們等，如果我們不謹慎行事、不團結起來制定影視產業自己的規則，那麼科技產業將會為我們制定規則，他們會慢慢地吸乾一切，直到掌握這個產業的命脈。」
當你文章讀到這邊，無疑出現了一個深刻且無法辯駁的矛盾，過去一家以「保護創作者自主性」作為核心價值的公司，正在推動一項讓自己最重要的合作夥伴感到不安的技術計畫；更值得注意的是，A24 引進 AI 的動機不是因為旗下導演有這樣的需求，而是因為與投資人有這樣的連結，這個順序，與 A24 過去「一切以創作者為出發點」的邏輯，已經完全顛倒。
這還是你認識的 A24 嗎？
台灣觀眾至今依舊會為預告前面出現的 A24 感到興奮，那個 logo 已經成為一種承諾，不管接下來作品是多麼光怪陸離的劇情，都值得認真對待；這個品牌也延伸到零售上，A24 的周邊商品、那些印著標語的帽T、造型奇特的限量小物，對許多人來說不只是紀念品，而是某種品味認同的實體化；這種情感是真實的，也是 A24 花了超過十年時間，用一部一部電影慢慢累積起來的。
而 A24 的轉型，其實早在 Alex Barasch 文章出現之前的數年就已靜靜展開；2021 年探索出售、2022 年引進機構資本、2023 年主動尋找動作片與 IP 項目、2024 年 Josh Kushner 進場、A24 Labs 成立…，這些不是突然發生的事，而是一條有跡可循的軌跡。
單獨來看這些變化都有其合理性，A24 沒有停止做好電影，他們依然會因為愛上一個劇本而核准一部票房不到百萬美元的電影。《橫衝直闖》充滿創意的行銷思維，證明了大預算與作者氣質未必是對立的，但這些例子的存在，恰恰說明 A24 現在需要靠「例外」來維持自己的形象，而不是靠「原則」。
所以，這還是你認識的 A24 嗎？這個問題沒有一個乾淨的答案，它還在做那些讓你喜愛的獵奇電影，但做這些電影的理由，已經摻入了越來越多其他的考量。當 Noah Sacco 開始需要在提案會議上特別說明「我們還是在做這個規模的電影」時，我們必須正視 A24 已經開始需要為自己的核心價值辯護，意味著那個核心，已經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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