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當中有一個相當有趣的橋段,在屋村裡住在阿東跟爸爸隔壁的小弟弟,每天都被母親告誡要好好地念書才會成功,卻在閒暇之餘與阿東搭起了一座非常單純且真摯的友誼橋樑,不僅與阿東一起找回對生命的熱情,甚至在阿東失意時隔著牆講述一個融合了小王子與街邊拉寬頻上網生意的廣告詞的故事。同時電影中阿東的摯友路易斯成為了人們眼中成功的代表,卻因為過分壓迫的生活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個改編小王子與寬頻上網廣告詞的引述,對比上阿東好友路易斯的逝去,荒謬地描繪了成功與否的矛盾與衝突。
陳:這個矛盾是我想要在電影中呈現的,有很多家長都認為小孩唯一成功的道路就是努力念書、考到好的學校、有一個好的工作,賺大錢。但我們回顧這趟成長的旅程,即便路易斯有一個相當好的金融業工作,成為小康的白領階級,他真的快樂嗎?我在寫劇本的過程中,有幾個禮拜一直傳出香港中環有員工跳樓自殺的新聞,這對我的衝擊相當大,你會回頭去思考是不是賺大錢就是成功?就會開心?其實完全不是這樣,可是為什麼我們還是要讓孩子這樣成長呢?這是我很想要在電影裡面呈現的矛盾與反思。
黃:這就回到我們一直被教育成為一個能夠在城市中「生存」的人,但多數時候人們並沒有找到自己,並沒有在生活。這個小弟弟在電影裡面想要種花,但對於他媽媽來說這個想法很不應該,因為這件事情沒有辦法讓你在城市裡面生存,這並不是父母的錯,他們知道要能夠在生存在都市裡很難,基於對於小孩好的立場,這些壓力卻成為了孩子們迷失自己的原因,這就是現在香港的情況。

陳:我們朋友的孩子 1 歲就要去上課,這種學前教育對現在的家長來說變成一種必要的投資,在幼稚園之前就必須要有很好的課程安排,不然孩子沒有辦法進入一個好的幼稚園,也就沒有辦法進入一個好的小學、中學,以此類推。這樣的階級就無形出現在香港的社會裡面,但我們朋友的小孩最後沒有成功(笑),沒有時間與空間的成長環境,卻還是讓他們迷失自己真正的樣貌,沒有如預期地成功,也找不到自己。
黃:回到了故事本身,阿東最後跟小弟弟在天堂的那場戲我自己非常喜歡,我很喜歡余文樂在當下的詮釋,他給了那些擔心的大人一個淡然的表情,因為他發現原來你們都是這樣想的,那沒關係,即便他跟小弟弟是這麼單純的好友,但他還是把小弟弟還給了他們,還給了這個社會,但他心裡面不知道這個小弟弟能不能真正在這樣的生活中存活下來。

黃進與陳楚珩在訪談中表示,因為家庭背景的關係,自己並沒有受到如此龐大的「成功」壓力,但無形之中這些潛規則的建立對於香港的社會環境來說,已經在多數人身上建立了扭曲的價值觀,回應了陳楚珩在訪談開始時提到的集體現象,而如此的惡性循環也是產出《一念無明》劇中角色的原因之一。
《一念無明》透過看似特例的精神疾病,呈現了整個香港真實且普遍的狀態,在電影與現實生活中找到了一個荒誕卻緊緊契合的連結。正如兩位優秀的創作人在訪談中異口同聲闡述的,「成功與失敗並不是那麼重要,這些定義都是旁人加諸在自己身上的量化標籤」。即便台灣的城市生活與香港比較起來,相對而言是輕鬆的,但正在朝向所謂「成功」道路邁進的台灣,似乎也漸漸地被資本社會最極端的觸手包圍,在汲汲營營成為人們眼中成功樣貌的同時,的確應該停下腳步好好省視自己,而《一念無明》可以說是獻給被城市淹沒的人們,最好的靜思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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