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本片為你執導以第四部紀錄片，以及你第九度擔任製作人；你曾製作許多題材如關於酒保的生活、專業撲克牌玩家的世界、以及受監禁囚犯的處境的電影。是否可說明在你的電影中，有哪些壓倒性的重要議題或興趣嗎？

這倒有趣，我絕對未曾坐下來想我所有的電影會有那些特定的主題，或它們必須強化某一個特定政治觀，或是需要放一個壓倒性的重要議題等想法。我傾向尋找那些能讓我個人及從電影角度上感興趣的故事。

但當我回頭看，我意識到確實有那麼一個主題，就是顯然地我對人們與他們的工作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故事著迷 - 某些類型的工作會如何緊密的連著人們的生活，而某些人們賴以為生的工作又是如何在他們生活中的社區及世界其他角落所審視。很多的電影中工作通常扮演著反派的角色。你及你的同事均受到工作所利用，它使你遠離家庭、沒付你足夠的薪水、摧毀周遭環境、竊取你的想法。

玩撲克牌玩的、調酒的、及寫喜劇從外面看並不很相似，但它們之間有一個最直接的共同點：就是當他們任何人在其領域中正努力有所成時，幾乎都會遇到有人問他們：「到什麼時後你才要去找份真正的工作？」。

我在電影這行中工作多年（在經營我的製作公司前，我曾在好萊塢擔任編劇及「劇本醫生」經年），因此認為我相當受那些工作在生活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故事所吸引：尋找出他們的工作或職業曾經發生過的事，也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故事中最美好的部份。在很多例子中，你會覺得他們並沒有在做他們要做的事，他們會很悲慘、失落或甚至更糟。而所有那些被排擠在社會外的產業 – 他們熱情及專業，但這些都需要時常用自己的方式去驅動。

Q：在製作這部電影時，你是否在製作時有嘗試捕捉《國家諷刺》的無政府主義的精神？

我與製作夥伴蘇珊畢杜莎（Susan Bedusa）在之前有談過，我們應該要小心不要試圖變成搞笑的人，在一部已充滿滑稽的人的電影中 – 誘惑是肯定有的，如試圖使用音效、鬥嘴及在精簡的編輯中加入搞笑的方法，藉此確保它不像一部在收集名嘴節目，或上一堂歷史課的影片。但《國家諷刺》本身是如此壯大又夠響亮，那是我們無法比擬的，我想我們其實被惹得惱怒。

因此那是我們一個重大兼有趣的挑戰：我們太缺少雜誌幕後花絮的原始檔案，所以很顯然地，透過專訪及軼事來訴說這故事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們要確保它不會落入「名嘴節目」般的俗套。

如何構想出每個訪談是我們首要做出及最大的抉擇（順帶一提，我獲得來自日舞節目製作人－泰碧莎傑克森（Tabitha Jackson）最高的讚美，她於影展開場就來告訴我，「在我一看到訪談設計的當下，我就知道這將會絕對是個原創記錄片。」太棒了！）我們確認所有的訪談皆以長鏡頭拍攝（全片僅有一至兩個特寫鏡頭）。與其看到單獨兩個頭在畫面上的對談鏡頭，我們遊走於人們在其辦公室及生活空間中取鏡，並確保捕捉到那些空間的細節。觀眾能夠看到那些人普遍仍擁有豐富多采的工作及生活空間。同時，我們感受到它給予從 1970 年至今的絕佳連貫性－而非隨機從資料檔案影片所擷取，你總是會想到這個角色後來際遇如何，及他們在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跟我們決定如何使用資料檔案影片幾乎同樣重要的事，就是我們想確保電影中的一切停留在《國家諷刺》的世界，而我們不會將外面的素材影片剪輯其中。例如，若馬迪西蒙斯（Matty Simmons）正在講述 1970 年代的格林威治村莊的故事，但我們卻沒有任何他或其他《國家諷刺》成員走在街道上的鏡頭，這時，很自然的誘惑就是取用一些資料檔案裡可展現出那個地方及年代作畫面。我們避開這個做法，因為它會將我們帶離《國家諷刺》的世界。相反地，我們總會會從雜誌中找到－一幅卡通，或一些來自幕後花絮的圖片等。

Q：召集所有的受訪者們參與是件容易的事情嗎？

坦白說，沒有一個人是在急迫的情況下接受我們訪問的。一如你所想像，所有的前任編輯都非常保護這個故事，他們不相信有人能以正確的態度去製作關於《國家諷刺》的紀錄片－因此，這意味著根本沒有人可以做這件事。她或他在回答我們的電話時，沒有人說「我一直都在等這通電話，讓我終於有機會講述這故事，趕快過來吧！」

我們必須來趟實際的活動以解釋為何我想製作這部電影－從告訴他們我個人的人際關係來歷到資料，以及我想如何達成它：把這批永無法聚在一起的人重新聚集，真是奇妙的一刻。他們並非一個你假設會自然聚在一起工作的團體，但這一刻真的很有意義。

Q：一旦你獲得他們的信任，你有沒有注意到他們對雜誌是否有共通點？

有啊！在我完成所有的訪談後，感覺自己如同參與了成人版的《站在我這邊》（Stand By Me）。似乎所有人都將待在雜誌那段時間，視為生命中最脫胎換骨的時刻。若你看他們所有的職業，無論他們任何人之後做什麼，或他們做得是否有多成功，他們都如初戀般熱愛這段日子。有些人說這是他們職涯中的派對活動，其他人的誇獎更多，但全都認為這曾是個關鍵的時刻。派翠克‧歐克魯（P.J. O’Rourke）表示，這是有史以來他最棒的一份工作。伊萬雷特曼（Ivan  Reitman）表示，「我在這裡遇見所有我餘生持續一起工作的夥伴。」後來轉做教師的辛恩凱利（Sean Kelly）表示，「我總是告訴我的學生，希望你們都可以擁有像我待在《國家諷刺》的那五年。」

Q：這雜誌對本身「政治不正確」（politically incorrect）這一點通常感到驕傲，對你來說，這點曾否變成為單純的偏見？

與曾在《國家諷刺》工作過人們見過面，我並沒有感覺到他們是種族歧視者。我不認為他們以左派的善意來愚弄我，但我覺得他們對於那些壓迫人們的機構的輕蔑比較多。他們生活在一個主流正以「嘿！無論種族或宗教，我們都是相同的」的嬉皮真言，及全國唱著可口可樂廣告歌的時代。

他們曾點出這個懷抱希望的想法事實上並不會反映在每天的日生活中，然而仍舊有人堅持著這些相異之處。僅談論種族問題顯得太急躁了－你不應再提這些相異之處－不該在這美好又自由的社會談－因為每個人都應該是很好的，而不應再有更多的歧視。

有一個《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的諷刺模仿我曾經很喜歡－那是一群富有的贊助者在上東區的連棟住宅為黑豹黨舉辦一個很華麗的資金募集活動。然後你可以看到他們不舒服的表情－正因為他們試圖展現「我們是來自上東區的！我們的心胸多開放！」但實際上卻不能想像他們是好心的贊助者。

但是，然而…有時就連我都對他們的一些作品有疑問。有一篇文章曾指出一連串不同民族中最差、最具種族主義的名字，以及將他們之間作相關的定型。我不是很了解這篇文章，它是否在嘲弄使用這些名字的人，還是覺得取笑某個民族本身很有趣？我情願相信這只是在嘲笑使用那些名字的人，但我可以看到有些人可能會對此有不同的註解。我不會怪罪他們。這篇作品讓我感到不舒服，而不全然是好的，以及我不禁懷疑自己會感到不舒服的原因，是否因為我活在 2015 年而不常看到這種事，或因為事實上它是種族主義，而我對不同族群並無這種感覺。不幸地，這可能成為《國家諷刺》血統上的核心問題－而且有時會太超過，並且不常以建設性的方式－但有太多探討文化、宗教以及種族的其他元素是大家希望我能寬恕這些受質疑的事情。

 Q：以現今的政治風氣，你曾想過《國家諷刺》會否能成為一本成功的、或甚至被許可出版的刊物嗎？

你必須了解當《國家諷刺》以雜誌存在時，沒有所謂「政治正確」這個名詞。《國家諷刺》代表這個讓人不態置信的時代文化，人們能夠自由地以任何方式去表達自己，而不必害怕會有任何報復。這些傢伙不清楚在做這些事情時，他們的職業可能帶來那麼多有利之處－還有多少的風險 -因此他們表達論點時絕不會為所謂的「太過份」感到害怕。在政治上他們是憤怒的，無論是對任何左、右或是中立派。

然而還有關於那個時代的其他事情，在《國家諷刺》工作的人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已擁有很棒的職業。現今，孩子們可能夢想做一名喜劇編劇為業，而那個夢想有某部分包括要賺一大筆錢。如果你希望能賺一大筆錢，你不會冒著散佈憤怒的風險只為表達一個政治論點－你不會為自己掙錢的天賦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