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David

一、開場的一句話：民國三十八前後，數百萬的中國人隨著國民政府遷居台灣，絕大多數的這些人，只是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為了下一代的一個安定成長環境。然而，在這下一代成長的過程裡，卻發現父母正生活在對前途的未知與惶恐之中。這些少年，在這種不安的氣氛裡，往往以組織幫派，來壯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二、楊德昌曾在本片上映後發表一篇文章：「我一直不相信在高中裡所學到的知識，因為它們都和我自己親眼看到的恰恰相反。近一百年以來，我們生活的世界裡，真理被扭曲了，這很可怕！不過還好，智者和天才們為我們留下了眾多藝術作品，像雕塑、建築、音樂或是文學，我們可以通過他們的作品了解世界。這樣，後世的人可以一步步接近並發現真理，尋回對人性的信任。這正是電影導演要為後人所做的事情。」

兇手不是一個人，而是整個環境。

三、手電筒的意象：光
從小四在房間開燈又關燈的重複開關動作，他的視力似乎出現了問題，也暗示著他遊走在光與暗之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日間部 v.s 夜間部＝自然光（陽光） v.s 人造光（燈泡）。
小四從片場拿走了手電筒後自此形影不離。在黑暗的地方，他必須透過光找尋出路。“ A Brighter Summer Day ”，不只是小四，也不只是小四與他父親，而是一整代的人在一個黑暗的年代求生，尋找生命的真諦，期盼著更加明亮的明天，更加光明的每一個今天。

四、Honey 和 〈戰爭與和平〉： Honey 就是楊德昌的化身（親自配音）。「我在台南無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幾十本武俠小說，後來我叫他們去幫我租最後的小說來看，其實以前的人，跟我們現在出來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個老包，大家都以為他吃錯藥了，我記得好像全程的人都翹頭了，而且到處都被放火，他一個人要去堵拿破崙，後來還是被條子削到了。〈戰爭與和平〉，其他的武俠書名都不記得了，只記得這一本。」

楊德昌就是 Honey；Honey 就是老包：以前的人，跟我們現在出來混的人，真的很像。

透過楊德昌本人來宣告觀眾，沒有真正的和平，世界上也不存在公平，而這個世界會一直一樣地存在著：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宿命論。

五、片場的意象：電影
小四常常到學校旁邊的片場偷看拍戲。片場（電影）近在眼前，卻是另外一個世界，但它無法獨立存在，它複製了現實世界。

電影應該要勇敢揭露事實，而不是作為威權的幫兇。（與第二點異曲同工）

白色恐怖時期的電影是如何？

再寫一次：兇手不是一個人，而是整個環境。

六、西方文化 v.s 中國文化：衝突與吸收
時間是1960年代。
搖滾樂、貓王、撞球、電影（雜誌是：〈國際電影〉）、演唱會、空中英語教室、小四腳上穿的Converse、早上洗澡（老美作法）、性的開放。

「中國文字最有道理，洋文比不上的。洋文嘛就二十六個字母兜來兜去，又單調又無聊，你們說，中國這個 “山” 字，洋文給我拼拼看⋯⋯你們看有多麻煩！」

七、作結的一句話：民國五十年夏天，台北市地方法院初審，小四被判處死刑。旋因此案為民國政府遷台後第一樁未成年人殺人案件，於各界紛爭後，經高等法院更審，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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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那個時代的印記，我們不是身在那個時代，我們這一輩是沒有經歷過的。但透過楊德昌，透過電影的影像再現，讓我們得以從心理的檢視到時代的省思，在時間的長流中回顧檢視，從個人到整個社會，所有成長在那時代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