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Oliver

《暗殺》是票房大導崔東勛的第五部長片作品，講述1930年代風起雲湧的韓國獨立運動，流亡中國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決定派遣殺手團前往首爾刺殺親日派大臣。獨立軍、職業殺手、臨時政府，各方勢力在洶湧動盪的年代，為成就各自的信念不惜付出一切代價。

韓國殖民年代的震盪激昂

電影橫跨了整個韓國殖民史，從1911年日韓合併到1949年韓戰前夕，記錄了整個韓國殖民年代的震盪激昂。女主角安沃荷（全智賢飾）自幼分離的雙胞胎身世，隱喻了南北韓分裂的情勢發展，簡單的劇情設計構畫了韓國自殖民之初至戰後國際情勢的無可奈何。穿上婚紗化身復仇新娘的安沃荷，執行大義滅親的弒父任務。將此段劇情放置於整部電影的歷史脈絡，或是對比當前韓國的政經情勢，顯得格外重要。父親與殖民母國的相互指涉，從日本到戰後美蘇主導的南北分治，以歷史的高度強化了崔東勛歷來作品中的父親形象失落，《暗殺》是崔東勛最接近完成弒父儀式的一次，相當具有指標性。其鏡頭下的主角往往對父親有種難以割捨的情感，父親形象的逝去大多藉由旁人之手。過去作品年代多是現代社會，進而隱射美、日與韓國的緊密卻矛盾的關係，或是現今財閥式的經濟發展。

多面向的歷史詮釋。

回頭檢視崔東勛過去作品，可以發現《暗殺》在其創作光譜的特殊位置。崔東勛的電影往往在現實世界中建立一個獨特世界觀，從《漢城大劫案》、《老千》、《田禹治》、《神偷大劫案》都維持一貫的手法。《暗殺》是他首部改編於真實事件的電影，也是他首度碰觸歷史題材。相較於台灣人較熟悉的奉俊昊「寓言手法」，《暗殺》則是更直觀描繪歷史的動作類型片；但也不若《弓箭之戰》導演金韓旻訴諸二元對立的民族主義。電影中不論親日派大臣、獨立軍、職業殺手、臨時政府都有各自生存奮鬥的理由，在動盪的年代，每個人有不同的生存之道。導演沒有給予過度的道德批判，而是賦予角色模糊的人性課題，呈現歷史歲月多面向的詮釋。

時代下的掙扎與革命的理想性

 崔東勳的角色永遠在反應小人物於大時代變動的底層掙扎，《暗殺》承襲了這樣的創作觀。暗殺團成員都不是顯耀貴人，而是時代運轉的小齒輪。他們在現實中掙扎求存、載浮載沉，但不論現實如何，他們心中永遠存有一個對韓國未來的想像、一絲對獨立建國的期盼。就如片中台詞所說：「暗殺他們，朝鮮就能獨立嗎？誰曉得，但我們要讓他們知道，我們絕不放棄戰鬥。」革命是一個高度理想性的行為，但投身革命是再現實不過的殘酷考驗。支持他們走下去的希冀往往單純到令人心痛不已，特別喜愛安沃荷說的一句話：「在滿州，屋頂漏水或是牆塌了，沒有人會去修理，因為我們堅信很快就能革命成功。」

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雙城記》：「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革命的推演是理想卻也灰暗，過程中要捨棄擱下私人情感，甚至是許多在我們看來非常簡單的生活享受，安沃荷對生活的期許不過是喝喝咖啡、談談戀愛。革命很複雜，但他們想要的生活卻很簡單。革命者對生活的想像，似乎永遠只能存在於短暫的時間與空間內。安沃荷與殺手夏威夷間無緣的戀曲，道盡了革命者的犧牲與酸楚，兩人的牽連羈絆僅停留在上海咖啡廳的假冒身分，殺手夏威夷離別餞語：「在那裡你是妻子，我是丈夫。」替時代的荒謬留下最辛酸苦澀的註解。

電影的結尾來到1949年，安沃荷執行了「遲來的正義」，鏡頭遠眺著荒煙漫草，蒼寂茫然的物是人非之感湧上心頭，透過安沃荷的凝視從1949年穿越到1933年革命之初，一段魔幻似的蒙太奇完成了她心中所有的響往，看著夥伴在身旁舞動慶祝著，眼中滿溢著溫暖哀愁。即使已經脫離殖民，但她已經把人生中最美好的事物都留在了「最好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