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終於可以很真實的呈現，而不是假的；對我來說這就是商業，打動觀眾的心，就是商業。」－ 林靖傑[/caption]
「她就是天然呆，但是是聰明的天然呆」－ 關於怡蓉[/caption]
－這是關於底層勞工家庭中成長的女孩在追尋自己幸福人生時的辯證－[/caption]專訪到了後半，導演自己為這部片下了這樣的註解，其實這一部片，骨子裡想要翻轉與辯證很多事情；導演說，網路上有人在說這部片太誇張，底層社會出生的小孩怎麼可能學小提琴，真是難看。但陳愛琳一家其實就是導演自己家庭的縮影，爸爸來自底層社會，家中共有十三個兄弟姊妹，林靖傑排行第九，最誇張的時候，總共有八個哥哥姊姊在教小朋友拉小提琴，非常不合乎常理，導演說：「你們說這部片不真實，但我的家庭就確確實實如此，事實上，我們都是一直在尋找理所當然與不可思議的邊界，那才是值得玩味的人生。」，導演又補充，真實的人生到極點都很魔幻，假如我們都呈現理所當然的部分，這部電影就會顯得陳腔濫調；在那個年代，家中要養十三個小孩，能讓孩子們正常長大沒有夭折就不錯了，何況是送去學小提琴，一般人對於小提琴的印象都是家境不錯，教養好的孩子在學的，因為父母遺傳的關係，導演的兄弟姐妹們音樂天份都很好，尤其是三哥（就是電影中飾演小提琴中心的老闆），不管拿到什麼樂器都能馬上上手，像是吉他、笛子、洞簫之類的樂器，學兩下比賽就可以得名，但小提琴就不是隨便可以拿得到的樂器，三哥放棄上大學，報考師專，在那個年代，念師專是不用付學費的，還可以領零用錢，畢業後保證直接到小學當老師，因此那時候很多家裡沒錢的小孩都會選擇念師專，後來選擇音樂科，才能接觸到小提琴，有天份的三哥才學了兩年，就以第一名的好成績畢業。
後來三哥進入小學任教，導演說，這些年長的哥哥姊姊，出社會賺了錢都是拿回家裡，幫助弟弟妹妹付學費，所以除了小學老師，他還同時兼職教小提琴，後來發現小提琴是一門很好賺的生意，然後他就開始教其他哥哥姊姊小提琴，讓大家一起教小提琴。在工廠當工人的哥哥，調查局的哥哥，開計程車的哥哥，做女工的姊姊都一起學小提琴，然後教小朋友。小提琴對他們來說只是工具，跟車床、還有計程車一樣。所以片中為什麼選擇小提琴，導演認為，它有一個既定的主觀印象在那，是上流社會的象徵，但同時也可以被翻轉，他其實就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樂器，不屬於任何階級，所以這部片骨子裡是想要翻轉很多東西，希望觀眾可以往下再多看一點，看到我們想辨證與翻轉的層面。
－我相信有很多很好的台灣電影人，但不知道會不會再有台灣電影－[/caption]來自高雄本土的林靖傑，是家中第一個念大學的孩子，大學時到台北就讀輔仁大學的影像傳播學系，當問到導演台北人與南部人真的有差別嗎，導演還有一起去訪問的小琴都不約而同的說「有！」，導演說這幾年和比較親近的台北朋友聊天之後發現，台北有很多在社會上層的菁英，他們有一段時間可以休息的話，會選擇出國去歐美或是去日本，不會想選擇去台灣的其他城市，但是這些人，日後會成為主流媒體，或是控制社會文化很重要的一群人，所以當他們要製作關於台灣的議題，他們並不了解真正的台灣，於是他們用台北的觀點看台灣，用台北來描寫台灣，這其實對真實的台灣有很大的落差，所以一直待在權力核心的台北人，很難真正了解台灣的心跳。
之後再問到導演戲院上映場次的問題處理好了沒，很明顯的可以感覺到導演心中充滿無限的無奈，即便首週開出不錯的票房成績，在面對好萊塢大片之下，依然是小蝦米碰上大鯨魚，這次《愛琳娜》沒有尋求片商發行，而是導演自組的公司「好台電影」自主發行，努力做行銷，跑校園講座，並且推企業包場，就是為了讓《愛琳娜》能在有限的時間內讓更多人看見；但包場的情況並不樂觀，包場的人數有到，但戲院卻沒有排上；再和導演聊到這幾年的台灣電影發展，導演說：「電影第一是商品，再來是文化；電影是一個成本很高的商品，上院線就等於是鋪到通路上，電影能夠乘載很多不同的題材，透過電影訴說各種面向的人生，男女老少甚至各個種族有趣的故事，電影應該是這麼多元豐富的一個產品，假如我們能讓電影包含這麼多素材這麼多產，讓他好好地上架、鋪貨跟消費者接觸，我相信這個產品本身都不會太差；但台灣電影產業很不健全，很多基本環節都沒做倒，所以很多台灣電影是個好東西，卻沒有機會好好和觀眾接觸，甚至觀眾根本就不知道，像豬哥亮或九把刀那種類型的電影，是應該存在的，因為電影就是這麼豐富多元，但問題是我們電影產業的這塊土壤沒有這麼多元，從文化教育就出了問題，政府政策也出了問題，好萊塢的文化霸權侵略沒有被意識到，表面上台灣是自由經濟，但好萊塢的電影最好賣，好賣的東西大家都搶著買，就會讓多元變成窄化，只剩下一兩種商品，等到大家吃膩了這些，台灣的電影就會再度回到冰河時期，因為其他東西，早就因為這些侵略而消失了，現在希望年輕的社會工作者能用他們的方式去突圍，雖然說非常辛苦。」
曾經看過一篇報導，說韓國政府非常保護本土電影產業，有明文規定戲院一年之中必須上映超過一定時數的本土電影，但台灣政府對於本土電影卻完全沒有相關條例的保障；導演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台灣的電影圈就像創意市集，我們有很多很棒的影像創作者，但就只有一個小攤位，每個六日出來擺而已。」，現在許多金主在投資電影之前，也都先問說這部電影是否為兩岸合拍，如果不是也就很難獲得資源，還是有許多很好的台灣電影人，但是以後會不會有台灣電影，很令人憂心。
每次訪談到了最後不免都要問導演一題必問的問題，就是關於下一部作品，但導演也說，現在他90%的心思都要放在行銷電影和做生意上面，創作的心思只佔了10%甚至更少，他也明說自己是個很討厭做生意的人，但現在不得不自己下來做很多事，若以後還持續維持這樣的狀態，或許會考慮是不是要繼續拍電影，聽到這裡，其實感到非常的無奈，也為這些認真在做台灣的電影人感到很不捨，只能希望透過新一輩年輕人的覺醒，以及我們微薄的力量，努力繼續堅持在自己的崗位上，不僅讓這樣美好的作品能讓更多人看到，也為這些在夢想道路上努力走著的台灣人加油，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給他們打氣創作出更多更動人的作品。
採訪/ Jean、王愷云
劇照提供/ 《愛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