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OLIVER

在2008年海角浪潮之後，台灣電影本土化成為市場主流，但隨著越來越多粗糙爛製的短線炒作出現，重新定義台灣電影本質的聲音也越來越大，從藝術與商業的平衡到如何產生好劇本等討論，最終還是必須回歸如何才能拍出具有台灣特色的電影這個主題，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或許是台灣值得借鏡的方向。

《殺人回憶》是奉俊昊大開知名度的神片，據導演表示這部片他深受到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影響。《殺人回憶》劇情是典型警探懸疑片，講述鄉下發生連續姦殺事件，由兩個個性極為不同的警官主導調查，一個是相信直覺、信仰暴力的權威時代警察，另一個則是相信科學與理性的新時代警官，這是一個極為有趣的設定，雖然依然沒有跳脫出類型片的範疇，但卻依照韓國歷史因地制宜的打造出兩個角色。

隨著辦案的過程兩者相互影響，道德與理性的界線也逐漸被模糊，我想這絕非偶然，兩位警探的背景與相互的影響，像是那個新舊交織年代的象徵，加上片中不時出現的社運與鎮壓，雖從未在畫面上直觀的呈現，卻也是不斷影響著辦案進度與角色的生活，一個力道不甚強烈的國族寓言就這樣被構築起來。對威權時代的批判在最後一顆鏡頭以前，並不算強烈，當宋康昊緩緩轉過頭面對鏡頭，一股巨大的懸念與強烈的批判升起，有如《四百擊》的直視鏡頭，在一瞬間將單純類型片的格局膨脹，直指著韓國的過去，無聲控述著所有沉默的人與國家體制，這時兇手的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龐大的共犯結構。

如果說《殺人回憶》談的是韓國的過去，那《駭人怪物》講的則是新韓國的誕生與顛波的民族歷史，片中那隻由汙染物誕生的怪物，不應簡單的將肇因指向美軍，從《殺人回憶》開始，奉俊昊對於共犯結構的著墨頗深，怪物出場的第一幕，眾人扔擲垃圾到漢江，就已經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隱喻，簡單來說怪物不是美國或汙染，更像是韓國歷史上的所有苦難，而這苦難的成因不單純，而是如《殺人回憶》最後鏡頭所說。

雖然故事時間已經是威權年代之後，但也不難在電影中發現威權體制的陰影，受難者家族的組成，更像是韓國歷史的縮影，現實功利的老爺爺、大學參與社運的失業叔叔、無能的父親、徬徨的姑姑。最能詮釋整部電影精華的鏡頭，是宋康昊拿著手電筒在幽暗的地下道前進，借用影評人李大師的字句「那是一條黑暗而冷僻的道路，但它通往燦爛。」早在《殺人回憶》就有一顆穿越隧道的鏡頭，我想兩者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講的正是新時代與新價值，雖然對未來徬徨期許，卻依然邁開步伐。雖然結尾是一個悲劇，但比起《殺人回憶》，導演這次反而給了一個相對暖實的結局，特別喜歡那即使帶著創傷也要笑著活下去的豁達態度，這無疑是奉俊昊對自己、對歷史、對韓國的期許與告白。

奉俊昊的導演才華最令人驚嘆的就是他總是能夠在普通到不行的類型片中，提煉出一股難以抵禦的神韻，往往就是一顆鏡頭一個畫面，就把他電影的層次與格局提升到完全不同的檔次，題材也不賣弄炒作，這兩部作品都是依據真實事件作為發想，不僅將類型片溶入歷史，更加入的批判性，而這些完全不阻礙電影的商業發展，兩部作品在韓國票房均有優異的表現。這種類型片的在地化，讓人想到《第九禁區》導演尼爾布隆坎普，同樣用類型片在建構南非的國族寓言，一個國家能夠擁有他們這樣有才華的導演，是一件多麼令人羨慕的事。

綜看台灣近年作品，確實缺乏這樣遊走在商業與藝術的導演，或許魏德聖的作品可以勉強達到這樣的標準，但也不難發現就連魏德聖這樣敢於碰觸歷史的導演，也是有他不敢接觸的題材，如1945年之後的台灣歷史，至今都缺乏一個如前述兩位導演格局與氣勢的作品出現，他們的例子告訴我們，對於歷史的詮釋不一定要悲情，不一定要直觀，在地化與商業化的結合絕對是一條可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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