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魔幻寫實小說家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寫過一篇短篇小說「我只是來借個電話」(I Only Came to Use a Phone),內容描述一名女子的車子半路拋錨,搭上了一輛載滿安靜女子的巴士,想到目的地後借電話聯絡丈夫。女子在車上不小心睡著,醒來之後,她發現自己來到一間精神病院,才明白自己搭上了運送精神病患的便車,著急地向護士、醫生澄清自己不是病患,只是來借個電話,卻沒人相信她,甚至當她的丈夫接獲通知前來醫院,聽到醫生遺憾地表示他的妻子患有精神疾病,一直嚷嚷著要借電話,也接受了讓女子入院治療的「診斷」。
這則荒謬的故事,實則精闢地點出精神疾病、精神病患、精神病醫師之間弔詭的醫病關係與權力不對等,醫療人類學家愛蜜麗‧馬汀(Emily Martin)在「我現在宣布,你是個躁鬱症患者」(I Now Pronounce You Manic Depressive)一文中,便談到精神科醫師對於病患主體位置的強制賦予性,當一個人被醫師判定患有躁鬱症,他所有想辯駁的努力,反而會被視為更能證明他並不理性的證據。精神疾病的醫學理論建構了一套系統來定義何謂「正常」與「瘋狂」,但是這套標準在界線上的模糊性,反而讓分類這個過程充滿爭議。「病患」之所以為「病患」,來自於專業知識針對「精神狀況」的檢測與詮釋,但「醫生」身分的權威卻給予了「判決」單向且無法挑戰的效力,創造了一個被宣判者默認也不是、反抗也不得的兩難困境,在《陌生的孩子》(Changeling)與《隔離島》(Shutter Island)兩部作品都可見一斑,到了《地獄醫院》(Stonehearst Asylum)中,更能藉這層醫病關係的翻轉激盪出有趣的辯證與思考。
改編自美國小說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發表於1845年的短篇小說「焦油博士與羽毛教授的對談」(The System of Doctor Tarr and Professor Fether),《地獄醫院》前半段忠實呈現了原著透過細節描繪所營造詭異與不安,甚至,在電影編寫的片頭劇情中,我們看到被帶到精神醫學課堂上被當作病例的女主角Eliza,無法抵抗地任醫學權威冒犯般地觸碰身體,只為讓她表現出歇斯底里症的病況,加上教授回答學生疑惑時的一句「就像每個罪犯都堅稱自己是無辜的,每個瘋女人也都堅持自己是理智的。」便明顯地帶出了權力關係的命題。接著,我們隨著實習醫師Edward的腳步,來到位於偏僻山區、Eliza所處的Stonehearst精神病院,在院長Lamb醫生的介紹下,看到一個醫護人員與病患共同生活的詭異景象。在這裡,幾乎所有的病患都行動自如、不受監禁,甚至可以自由地活在自己的幻想當中,特立獨行也不會受到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