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小說改編的系列電影，無疑是近年來反烏托邦（Dystopia）科幻的代表作，姑且不論小說，電影的成功帶起一連串同類型小說的翻拍，藉後啟示錄（post-apocalypse）的故事設定，進行對權威、體制、暴力所構築之和平表象嚴厲的批判。目前《飢餓遊戲》已上映的三集，對於國家（施惠國）規訓與懲罰的手段，可說是極盡描繪之能，十分深刻。這篇文章要分析的不是其革命的過程與呼應，而是《飢餓遊戲》在劇情上其他同樣有趣的描繪──媒體與展演（performance）。

在第一集與第二集中，互相殘殺的「飢餓遊戲」仍然是故事的核心，這項生存遊戲的本質兼具威嚇（對其他行政區）與娛樂（對施惠國），透過傳播媒體進行強迫性的展示。因此，「電視」無疑是整個故事中關鍵的元素，也帶出整場遊戲與故事核心的「展演」意涵。在飢餓遊戲開始前，貢品們必須梳妝打扮進行兩場重要的演出──馬車遊行與節目訪問。所謂的「展演」，不單單只是換上代表自己行政區的服裝、展現設計師的創意與自我風格而已，貢品要爭取遊戲中的資助，就必須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透過凱妮絲（Katniss），我們看到一個不善社交的女孩在他人協助與機運的幫忙下，藉著展露自己部份反骨的性格獲得關注，但真正讓她變成眾人焦點的，還是與比德（Peeta）之間「苦命鴛鴦」的愛情劇碼。隨著遊戲的展開，凱妮絲意識到演好這齣戲才是活命的關鍵，生死交關的過程加上雙雙存活的可能，她也確實「入戲」愛上比德，並藉意圖「服毒殉情」的舉動破例獲勝。但事實上，遊戲結束的歸鄉，凱妮絲卸下戲服後卻無法真正在蓋爾（Gale）與比德之間做出選擇。徘徊在與蓋爾之間青梅竹馬的感情，和面對參雜生存的需求與遊戲的患難、懷抱單戀之情的比德之間，還要應付史諾（Snow）總統的控制與脅迫，要求她扮演好戀人優勝者的角色，以掩蓋服毒行為呼之欲出的造反訊息。於是在第二集，我們在凱妮絲身上看到一個如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理論的應證，扮演不同場域之角色的「前台」（front stage）持續複雜化、但可以暫停表演的「後台」（back stage）卻不斷縮小的狀況。反叛象徵、遊戲優勝者、螢幕情侶都是她被賦予的角色，但上台下台時機的曖昧，卻阻礙與不同他人互動的判斷，只有對都城的憎恨不動如山的深刻。

到了第三集，被十三行政區邀請成為代言人的凱妮絲，再度接下另一個角色──革命的精神領袖。至此，「展演」不再是基於活命和威脅的考量，而是要推翻暴政的手段，一連串的宣傳片拍攝於焉展開。凱妮絲無法成為照稿演出的演員，乾脆直接讓她在真實的戰場上「真情流露」，吐露肺腑之言。在第八區的宣言、在第十二區的歌唱，特定的語句成為傳遞革命訊息的媒介，語言和行為成為符號而變成動員的武器。在這裡，不可忽視的是宣傳片的剪接與傳播方式。透過攝影和後製，在凱妮絲「真實的」情感和「表演地」面對鏡頭後，給予影像強烈的渲染力，但這些影像反映的不是凱妮絲完整的個人心境，而是當下情境刺激後的感覺與念頭，而那個情境或多或少仍是宣傳小組所製造出來的（凱妮絲是「被帶去」第八區，「被交代」要說明自己想來探望傷患）。這些近乎即興的表露透過訊息傳遞到革命軍的頻道中，透過銀幕卻變成了完整的展演，勾起觀眾滿腔熱血的同時，不也證明了「（革命/運動的）神是造出來的」的道理？。而都城利用比德這個人的「符號」（無知、深情的戀人）做看似柔性、包容、諒解的停戰號召影片，其內在概念也是異曲同工。雙兩方宣傳片對於民心的競爭，加上電影對銀幕畫面的特寫和捕捉，換個角度想，又何嘗不是諷刺人對於媒體（不論是官方畫面還是網路影片）的盲目，不求真偽、一味相信，一如電影第三集中，醫院的傷患擔憂地問凱妮絲肚中胎兒是否安在，那不過是先前她們為了贏得贊助的謊言，卻仍令人深信不疑（流產一說更間接帶起民眾對都城的憤怒）。仔細想想，現實世界不也是如此？對於緋聞、醜聞、任何公眾人物的言論，甚至是政治人物的言行，種種的「新聞」透過電視的呈現讓我們以為自己有多麼了解這個世界，事實上背後何嘗沒有算計和意識型態的灌輸。以為公開、曝光的事物就無法造假，既是高估了展演者的道德，也低估了媒體滲透入微的影響力。分析至此，也就不難理解要特定用《自由幻夢I》（Mockingjay - Part 1）一集的時間來延後戰爭爆發的重頭戲了。

每個人在生活中因應不同的情境和場域，必須展演不同的角色，這並非說我們都是虛假地與人互動，而是要解構所謂的「自己」並沒有我們所想像的那般「獨立於他人/社會」，就像黑密契（Haymitch）認為凱妮絲最佳的狀態就是丟掉稿子自由發揮，但那呈現的形象仍是一個外在因素互相影響的結果、仍是一種展演；雖然不再「假」，但也不似那般的「真」。「做自己」不只不如想像的容易，現代媒體愈加無孔不入後也製造了更多「舞台」。突然間，我似乎也從《飢餓遊戲》中，看到了《控制》（Gone Girl）「共犯同謀」結局的一絲驚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