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n 專欄 / 兩個「自己」的存在焦慮 ─ 我看《雙面危敵》與《盜貼人生》

2015/02/03|
by Allen

「若是遇到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人,表示你的生命將走到盡頭...」姑且不探究是否真有同個模子刻出來的「另一個自己」,這則都市傳說更值得討論的是一個具存在主義色彩的人類集體焦慮 ─ 「我們」每個人真的是獨一無二的嗎?


存在主義起源的背景之一,在於十八世紀工業化的機器改良與專業分工,將個體異化成一顆又一顆的螺絲釘,參與著與自己無關、也不清楚的商品生產,被分配在一個又一個的崗位上,成為隨時可以被取代的零件。儘管存在主義者認為人先是無意義的存在,而後才藉由主觀性的經驗與選擇來創造意義,以此來回應並安撫那股自己隨時可能「消失」的不安。但事實上,這份恐懼直至今日仍然存在,我們活在一個矛盾的世界,在追求同質化的社會化中又企求著自我的異質性。所以我們才會看到以「兩個自己」為題材的電影,在這幾年被多次創作。


去年傑克葛倫霍(Jake Gyllenhaal)主演的《雙面危敵》(Enemy)或許是大家最鮮明的記憶。電影中的歷史老師Adam遇到與自己模樣、聲音、出生與傷疤都相同的演員Anthony,按耐不住好奇的接觸,卻反而讓自己被迫接受了「換身」的提議,徹底改變了彼此的生活。儘管《雙面危敵》在導演丹尼維勒納夫(Denis Villeneuve)的執導下以關鍵的符號、晦澀的畫面語言成為一個矛盾交雜的「雙重人格」故事,藉此區分出理性/感性、內向/外相、妻子/女友等二元對立的兩個角色並暗示持續的裂變,但若回顧電影的原著小說“ The Double ”,根據wiki的介紹,作者瓊斯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顯然是在闡述一個存在主義的命題:Afonso (電影的Adam)其實是晚Atonio (電影的Anthony)半小時出生的「副本」(the Double),而在Afonso出了與電影一樣的車禍並死亡後,取代Atonio身分的Afonso再度接到另一通陌生的電話,對方表示與他有著一模一樣的長相與聲音並要求見面,Afonso與妻子告別後遂決定攜槍赴會。


Enemy-2


電影前段Adam對於發現Anthony的難以置信與混亂,以及小說結局所暗示「殺了副本」的心理,其實都在傳達對於「自己是這副長相的唯一擁有者」的執著,因為「長相」是每個人最顯著的差異表徵,臉部五官的複雜使每個人能藉此獲得獨特性,也是我們與人互動最直接最表面的感官印記。所以當和長相相同、分毫不差的人出現時,也就等同稀釋自己的獨特性,自然會被視為威脅,進而有引發犯罪與衝突的可能(如同都市傳說的死亡結局)。同樣的情節,其實早發生在2013年的電影《盜貼人生》(The Double)中,雖然英文片名與《雙面危敵》的原著相同,卻是改編自十九世紀俄國小說家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同名作品。


《盜貼人生》中傑西艾森柏格(Jesse Eisenberg)飾演的小職員Simon James (以下簡稱Simon),也遇到了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個性能力卻截然相反的新人James Simon (以下簡稱James)。和《雙面危敵》類似的是,James在與Simon相識而成為好友後,也強迫其接受「換身」的主意;不同的是,James並非想要取代Simon的人生,而是藉由相同的臉孔卻截然不同的人格氣質、以及偷天換日的身分游移,一步步奪走Simon本能獲得的一切,包括戀人、工作以及名聲。有趣的是,《雙面危敵》用鵝黃色調營造詭異的城市意象,《盜貼人生》則用極強的光影對比呈現一個專業分工、辨識身分(員工證件、編號而非「人」本身)、單調乏味的工作環境,跟存在主義呼應的十八世紀工業化情境簡直不謀而合!原本存在感就稀薄的Simon,除了要面對James的滲透與蠶食,還要面對公司管理系統顢頇造成的第二層掠奪,自己「存在」的證據隨著長相、工作能力和不顯眼的個性,逐漸被覆蓋而崩壞,都讓他體會到自己不再是「人」而是「幽靈」(ghost)。


the-double


沒有像《雙面危敵》丟出其實是「尚未破譯的秩序」的混亂,《盜貼人生》在黑色英式幽默與違和的日本演歌配樂中,輕盈地勾勒出一幅恐怖的圖像,在蘇聯解體前的共產氛圍中,以小人物的掙扎傳達個人存在的終極恐懼。值得一提的是,《盜貼人生》小說原著的結局,其實是主角看到更多自己的「副本」,終於崩潰而被關入精神病院,豈不是在透露無法適應把人同質化對待的現代生產體系,只能注定被世界遺棄?


我們當然可以把《雙面危敵》雙重人格投射的論點,也挪用到《盜貼人生》的劇情上去做詮釋,例如:公司同仁對兩人長相一模一樣這點不感意外、Simon最後發現自己受的傷也會出現在James身上等等。但本篇文章希望點出的,是「兩個長相(包含其他生理特徵)相同的人」為何出現的「合理」解答(雙重人格?複製人?)並非那般重要,而是電影如何以荒謬的虛構呼應真實的潛意識情結,並思考那股不寒而慄的背後原因。這四個文本(兩部電影以及它們的原著)用同一個現象出發,辯證不同層次的存在焦慮,讓人在觀看一名演員和自己飆戲的同時,不單為了他的兩套演技嘆為觀止,還能勾起對世界(「我們」真的一樣嗎?)、對自己(「我」真的不一樣嗎?)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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