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林齊晧

2015年第72屆金球獎，喬治克隆尼獲頒終身成就獎。頒獎典禮上引人注目的話題，除了他與妻子甜蜜放閃之外，還有他在胸前別的「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胸章，公開聲援最近遭受恐怖攻擊的法國雜誌《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眾所周知，喬治克隆尼從來不吝嗇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去年12月他才針對《名嘴出任務》被駭客威脅的事件，狠狠罵了SONY一頓；今次碰上《查理週刊》事件，喬治克隆尼沒利用金球獎的機會表態一番，那才奇怪。

對於《查理週刊》及巴黎遊行，喬治克隆尼說：「他們遊行不是為了抗議，而是為了支持我們不會活在恐懼中的理念。」此番話，倒是令人聯想起十年前（2005年）時，喬治克隆尼自導自演兼製片的電影《晚安，祝你好運》（Good Night, and Good Luck），男主角蒙洛的台詞：

「我們不能走在連綿不斷的恐懼之中，我們不能在恐懼的驅策之下，淪入非理性的年代。…我們的祖先不是滿懷恐懼之輩，他們不會害怕提筆寫作、發表言論、結合同道、捍衛一時不受歡迎的理念。」

這段台詞是由大衛史崔森飾演的美國CBS記者蒙洛，針對參議員麥卡錫掀起的「恐共獵巫」所提出的批判。雖然喬治克隆尼曾明白表示，他的《晚安，祝你好運》裡沒有太多個人政治意識，只想好好忠實呈現這段歷史；殊不知，一個導演（還兼製片及演員）要將個人意識自絕於嘔心瀝血的作品之外，談何容易？

傳記電影所在多有，《晚安，祝你好運》雖不算上乘之作，但其製作之用心、以及背後交織的歷史與美國新聞界脈絡，仍有許多可觀之處。十年過去了，或許正可以藉由喬治克隆尼得到金球終身成就獎的機會，回顧這一部他心目中「最想拍」、「最想留給後世」的作品。

《晚安，祝你好運》電影海報。

右為主角蒙洛（大衛史崔森飾），左為蒙洛的電視製作人搭檔佛瑞德（喬治克隆尼飾）



為什麼是《晚安，祝你好運》？

本片改編自真人真事，以黑白電影形式拍攝，故事發生在1950年代冷戰氛圍之下的美國，陷入了一片「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赤色恐慌之中，其中又以參議員麥卡錫最為積極，四處指控他人為共產黨，令各界人士噤聲自危，甚至連好萊塢都怕與麥卡錫扯上關係，新聞界也避其鋒芒。面對麥卡錫的無端指控與囂張氣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當家記者愛德華蒙洛（Edward R. Murrow），冒險於1954年公開在電視新聞中直接批判、挑戰麥卡錫，雙方在電視上和檯面下激烈交鋒，最終麥卡錫遭受軍方譴責而失勢；電影的片名即是取自蒙洛每晚節目的結束語：「晚安，祝你好運」（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喬治克隆尼的選材，正是一個典型的新聞英雄故事：在言論自由遭受壓迫的環境中，記者甘冒斷送事業的風險，勇於挑戰、並擊敗惡勢力，成為捍衛新聞自由的英雄。特別挑選這部電影來談，其中的意義除了湊巧是在喬治克隆尼得獎時滿十週年之外，這也是一部歷史考證細膩、又充分展現出喬治克隆尼自稱「老派自由主義者」情調的電影；另一方面，這部電影對於美國新聞史研究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同時卻也造成了歷史記憶的迷思。本篇專題文章，將從電影的拍攝背景、製作細節、以及背後牽涉的歷史切入，探討《晚安，祝你好運》一片的價值與意義何在、電影折射出歷史哪些不同面貌的光芒、又造就了什麼樣的「神話」。

追尋父親的身影

喬治克隆尼拍攝《晚安，祝你好運》的動機，深受他的父親尼克克隆尼的影響。1960年代老克隆尼為地方電視台擔任新聞主播，還擁有個人的晨間電視脫口秀《尼克克隆尼秀》，1974年開始替美國廣播公司ABC主持電視猜謎競獎節目而名聲漸顯，其後又回到地方電視台負責新聞工作；當時老克隆尼常帶在身邊、到新聞中心轉來轉去的小鬼就是喬治克隆尼。

喬治克隆尼說，之所以選擇蒙洛的題材來拍，是因為注意到蒙洛是他的父親與新聞同事們的精神典範（當60年代老克隆尼開始投身新聞工作時，蒙洛實際上已退出新聞界，並於1965年逝世）。出於對父親長期奉獻新聞事業的崇敬，喬治克隆尼希望能在這個主題上有所發揮。早在拍攝《晚安，祝你好運》多年以前，他已經和CBS的編劇家擬定一齣蒙洛為主角的電視電影，雖然最後沒有付諸實現，但已為後來的電影打下基礎。

在《晚安，祝你好運》裡，我們似乎可以找到老克隆尼的身影。喬治克隆尼回憶，父親就像蒙洛一樣「只做對的事、只說對的話」，還說過與蒙洛精神相似的座右銘：「挑戰權威當道乃是吾輩天職」。老爸這種一絲不苟的態度，和記者追求真相的特性，直接影響了喬治克隆尼拍攝《晚安，祝你好運》的過程，老克隆尼還多次叮嚀，拍這部電影一定要仔細反覆查證、找出事實真相。

不滿布希政府　拍片借古諷今

拍這部電影不只是要向父親和新聞業致敬，喬治克隆尼還有借古諷今的意圖。2001年布希政府簽署愛國者法案，以防止恐怖主義活動之名，擴張警察機關執法搜索的權限範圍，令公民的言論自由、隱私權等權利受到限縮。喬治克隆尼對布希的政策十分感冒，認為政府不該利用恐懼的名義危害個人自由，這個概念在《晚安，祝你好運》中，則就由蒙洛之口充分表達。蒙洛當時跳上火線提出的批判，就是當權者不應該利用恐共的心理來進行獵巫行動，人們不該活在恐懼之中而喪失基本人權。

「嘿，給我750萬美金，我能編能導能製片喔！」

拍攝《晚安，祝你好運》時製片預算被壓得很低，作業時間也僅僅只有六週，加上喬治克隆尼當時身體狀況不佳，能否負擔拍片工作令人堪慮；為了讓銀行放心，他還拿自己的房子當抵押品，籌得750萬美金拍片。喬治克隆尼說，電影界大概很少人敢對片廠老闆講出「嘿，給我750萬美金，我能編、能導、能製片喔！」這樣的話，所以十分珍惜能夠開機拍攝《晚安，祝你好運》的機會。

錢的問題，可能跟他2002年第一部執導處女作《神經殺手》有關，當時這部電影預算3000萬美元，票房表現卻不如預期，僅有3300萬美元左右。不過，隔沒幾年的第二部執導電影，就挑戰以黑白形式拍攝、又是顯然不討好的冷硬題材，簡直要把最難賺錢的元素聚在一起，堪稱勇氣十足。結果倒是令喬治克隆尼喜出望外，沒想到《晚安，祝你好運》在威尼斯影展大放異彩，第78屆奧斯卡也入圍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原創劇本、最佳藝術指導以及最佳攝影六項大獎，雖然最後一個都沒拿到。（當時最佳影片是《衝擊效應》、最佳導演是《斷背山》的李安、男主角則由《柯波帝：冷血告白》的菲利浦霍夫曼獲得，喬治克隆尼也非一無所獲，自己靠《諜對諜》取得最佳男配角獎。）

雖然奧斯卡一役全軍覆沒，但如果奧斯卡有歷史考證獎的話，倒是可以考慮頒給《晚安，祝你好運》。這部電影從選角、台詞、以及劇中角色的工作生活細節，喬治克隆尼相當努力秉持父親的訓誡：「找出事實真相！」這一部分，留待專題文章下篇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