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孫碩

我喜歡《共犯》，我喜歡片中每一個角色所呈現出來的「異化」特質，而這個特質讓觀眾導入了故事裡最重要的「物件」，也就是存在主義最重要的文字之一《異鄉人》，當然講到了卡繆，就不得不說把存在主義講得鏗鏘有力的《人間師格》。

「我的靈魂與我之間的距離如此遙遠，而我的存在卻如此真實」（And never have I felt so deeply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so detached from myself and so present in theworld.）

這是電影《人間師格》的開場引言，也因為這個引言讓我看到了片中遊走在社會與自我邊界的主角；《共犯》當中的角色也都是如此，如果社會是一個整體，那麼「異化」就代表著這個社會對於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冷漠，相對的如果《共犯》是一個社會，那片中每一個角色都因為疏離而成為異鄉人。被霸凌的弱者、流著青少年叛逆血液的野馬、聰明乖巧的學生、有家庭問題的少女，他們都在故事中痛苦的找尋存在的意義，窒息般的想要重新連結與這個社會的關係，因此共犯真的如導演張榮吉所說，不是片中的任何一個角色，而是旁觀與漠不關心的人才是最大個共犯。

但是誰害了誰、誰是被害者、誰是加害者對我來說並不重要，我反而喜歡張榮吉導演在每一個角色上所設定的疏離感，無法透過與母親的互動建立自我意識．想要繼續製造社會事件獲取友誼，因為愚蠢的義氣而被人言攻擊，無法在良心譴責下苟且偷生，無從定義生死的重量，角色都因為無法在身份上（被霸凌的學生、叛逆的學生、優秀的學生、疏離的學生）獲得認可而被「異化」，所得的結果就可能延伸出劇情發展下的悲劇。

「你知道人死後會怎麼樣嗎？不會怎樣。」

非常喜歡片中輔導老師一句看似冷漠卻深藏哲理的台詞，有許有些戲謔，卻像一盞明亮的燈照亮片中有些意象的情節，在合理與不合理中，《共犯》都只是想要強調每一個人在與社會脫後所殘留的靈魂，也許是日記本上的文字，也許是從未歸還的書籍，也許是一場表演，也許是一次邂逅，也許是一次死亡。台北電影節首映後製片問了現場觀眾少女的死亡是自殺還是意外，其實真的不重要，因為我們都不應該去審判她的靈魂，就算那個世界沒有她容身之地，至少她已完美落地。

「我知道這世界我無處容身，只是，你憑什麼審判我的靈魂？」

卡繆在《異鄉人》淡淡的說著，確實，就算這世界讓人無處容身，我們都沒有資格審判一個人的靈魂，不論這個人是生是死、有罪無罪，在這個傳播快速的世代，很容易就製造出一個無端的「假議題」，也因為這樣，在避免孤單、脫離寂寞的人群中，在異樣的眼光下，我們都默默地成為了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