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奇失業了。他與妻子，居家護理師艾比，和兩個孩子塞巴、萊莎一起住在新堡（Newcastle），一個有悠久採礦歷史的工業城市，位於英格蘭東北方。瑞奇找到了一份物流司機的工作，但物流公司的老闆卻告訴他，這份工作是自雇（self-emplyed）性質的，因此瑞奇無法享有諸如有薪假、病假薪水、年終獎金等一般傳統的福利；他必須自備車輛，或以高得嚇人的價格跟公司承租車子。他的工作緊湊到他必須攜帶空的寶特瓶，因為沒有上廁所的時間，因為有些客戶多付錢要求貨物「準時送達」。他的妻子艾比，每天必須拜訪為數眾多的「客戶」— 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幫他們洗澡、做飯、陪伴，忙到沒時間陪兩個小孩。這是肯洛區《抱歉我們錯過你了》的直球，是現代英國所謂「零工時契約」（zero-hours contract）極為真實的描繪。

什麼是「零工時契約」？它意味著雇主不需要提供僱員最低工時，雇主根據需要指派工作，臨時通知上工的例子也不在少數。零工時契約讓僱員承擔全部的風險：沒有固定工時及工資、沒有福利，做多少算多少。跟肯洛區合作超過二十年、執筆諸如《吹動大麥的風》、《天使威士忌》、《我是布萊克》的編劇保羅拉佛提（Paul Laverty）談起這種極不穩固的勞雇關係，稱此為「一種新的工作語言」。以前，你只是一個「僱員」（employee），現在，你是一個「創業者」（entrepreneur），你有自主權，你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但在這背後，隱藏的是個人所承受的巨大風險。他舉了一個在為《抱歉我們錯過你了》編寫劇本時遇到的真實案例：一個有糖尿病的「自雇」物流司機，因為找不到替代司機幫他代工，因此不斷錯過診所的看病預約，最後不幸死於糖尿病併發症。

「以前，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如果你有一技之長，這可以保證你衣食無憂。現在就不是這樣了。以前可以養活一家人的薪水被低薪取代，還有各種對勞工的剝削......」，肯洛區語重心長地說，「大公司運作的邏輯是，提供最便宜的商品、減低勞工薪資，同時他們還嘗試維持地球永續性。這是不可能的。是否要持續保留這個經濟模型是一種存在問題（existential question）。因為這種經濟模型不僅透過工作摧毀家庭及個人生命，它也同時在摧毀這個我們生活其中的地球。因此，《抱歉我們錯過你了》中所描繪的司機的崩潰，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整個社會與整個地球崩潰的一個意象」。有沒有解決方法？肯洛區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我不知道要怎麼形容，但他的表情堅毅，他看起來完全沒有生氣，但他的話字字句句都是火焰。他說，我們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治領導力量對像是自由市場的內部邏輯、大公司之間的彼此競爭等等說，這個經濟模型現在已經不適用了，我們必須另尋新的經濟模型。否則，右派就會說「該負責的人就是你的鄰居。他們有著跟你不同的膚色，他們的食物聞起來味道不一樣，而且他們搶了你的工作」。

執導演筒已經超過五十年的肯洛區，也談到他源源不絕的創作力來源，其實就是那些生活中遇到的再普通不過的人。他們每天面對的就是他在電影裡談的事情，他們沒有支持，沒有光鮮亮麗的生活，每天一早出門上班......沒有人知道關於他們的生活，他們也不會來坎城。當你遇到他們，你才會了解自己過的是怎樣優渥的生活。這些人，就是他的創作力來源，而這份心情跟他五十幾年前初執導演筒時是一模一樣的。肯洛區提到他早期的電影《鷹與男孩》（Kes），劇本是一個學校老師寫的（按：指 Barry Hines，因《鷹與男孩》從此踏入編劇一行），把大量注意力放在被教育當局忽視的弱勢地區孩子身上。Barry 就是個很鼓舞人心的人，肯洛區說。今年六月即將滿84歲的老人個頭其實很嬌小，他的坐姿端正，他的面部表情神秘，有時甚至沒有表情，說話也沒有太多情緒起伏。電影是他的語言，而《抱歉我們錯過你了》是他靜靜燃燒、累積已久的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