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影展期間舉辦的「亞洲璀璨之星」是一個獨立於柏林影展外的活動，由亞洲電影電視推廣促進會主辦，今年已經是第二屆。雖然跟柏林影展並無關係，第二屆的「亞洲璀璨之星」陣容比第一屆擴大許多，評審團也星光熠熠，由韓國知名導演金基德領軍，包括曹保平、香港電影人文雋、德國知名演員莫瑞茲布列托（Moritz Bleibtreu）、日本製片人市山尚三、伊朗知名演員 Babak Karimi。藉此機會，我也訪問了評審團之一的製片人市山尚三先生。市山尚三以他對電影的精準眼光和不吝發掘新秀的潛力聞名，監製了許多知名導演的早期作品，例如北野武《凶暴的男人》、侯孝賢《好男好女》、《南國再見南國》、 《海上花》、賈樟柯《站台》、《任逍遙》等等，可說是極重要的幕後推手。
能先談談您身為製片的主要工作內容嗎？
大部分由我監製的電影都是藝術電影，我所做的就是為這些電影找到預算、投資方。我盡我所能的去找願意跟非主流的電影工作者合作的投資方。如果我去找一般商業電影的投資方例如電視台、DVD 發行商等，他們會問：「這部電影的商業潛力在哪？」但是，有時我監製的電影並不一定能在商業上獲得巨大的成功，所以我必須說服投資方，這不是一部商業電影，預算也不用那麼多，也許我們可以重新評估這個點、那個點......。當然，我認識一些投資方特別有興趣跟藝術電影合作，我們跟他們也會保持良好關係，同時嘗試尋找新的投資方。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也必須跟歐洲這邊申請資金贊助：例如，法國政府有一些對電影的資金贊助，德國有對電影後製的資金贊助等等，我們有時候會需要用到這樣的資金來源。因為，為藝術電影找到預算真的不容易。
以台灣、日本、中國三個例子來看，您在監製這三個國家的電影時，對投資方會有什麼不同的切入點？
以日本投資方為例，現在如果要他們投資一個跟日本無關的拍攝計畫變得非常困難。之前我剛開始和賈樟柯一起工作時（按：指《站台》時期），這還是可能的，因為我們會有 DVD 的收入；但現在販賣 DVD 幾乎賺不到什麼錢，觀眾反應也不熱烈，他們只對商業電影有興趣。現在如果想要找日本資金的話，你的拍攝計畫必須有至少一位日本演員參與其中。所以，現在我監製中國電影，或其他國家的電影時，我老是跟他們說，如果有一位主要角色是日本人，那麼日本資金是有可能的；如果沒有，日本資金就會非常難取得。
台灣電影的情況呢？
台灣電影也不容易找到投資方。最近，我的其中一個挑戰是《龍先生》：它有一個日本導演 SABU，但主要演員是張震、女主角也是台灣人。張震在日本當然是有知名度的，但是只侷限於那些看亞洲電影的粉絲。再加上，大部分的日本投資方並不認識他，所以為 《龍先生》找到日本資金並不是很容易。幸運地是，我找到了一個是導演SABU粉絲的投資方，而他願意投資《龍先生》。不過這種情況並不尋常。另一個《龍先生》的投資方是 LDH （按：日本經紀公司，由著名樂團放浪兄弟的隊長 HIRO 擔任其社長），他們的投資條件是電影裡必須出現他們旗下其中一位年輕演員。SABU跟他們碰了幾次面，後來決定把其中一個配角給他。總之，在這樣的情況下，LDH 投資了《龍先生》一半的預算。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在申請歐洲資金這方面，您認為他們有在尋找特定類型的亞洲電影嗎？他們的口味是什麼？
通常情況下，他們會偏好被選入柏林、坎城或威尼斯機率高的電影，因為這對他們的形象有利。如果他們贊助的電影沒被選入三大影展的話，他們會非常不滿意。
但通常您必須在電影完成之前就申請資金......？
是的，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以賈樟柯為例，他就完全沒問題，因為大家都覺得他的片一定會去三大影展，所以他很容易拿到資金；但如果我在跟一個年輕、默默無名的導演合作，就不一定了。這時候審核者是誰就很重要。你送去的劇本也很重要。如果你的劇本寫得好，並能夠以一種西方人能夠更好理解的方式呈現出來，你就有更多機會。但如果劇本寫得像重點筆記或大綱，就不太......例如，侯孝賢的劇本就不是劇本（笑）但侯孝賢就沒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嘛。如果是一個年輕導演有著同樣的劇本，就絕對拿不到資金。審核方會覺得又看不懂劇本，又不知道這個導演。
想請您談談早期跟侯孝賢合作的經驗？跟他合作面臨到的挑戰有哪些？
我非常喜歡他的電影，也很尊敬他的電影風格。但他跟我其他合作過的導演很不一樣。他總是變更拍攝流程。例如，我們在拍《海上花》的時候，演員都在現場準備好了，但他突然取消某一幕的拍攝，他說，我們今天不拍這一幕了。然後所有的人都回飯店。但是，因為所有的演員都很信任他，所以沒有人說什麼。如果相同情況在日本發生，一定會是個大問題。一定會有演員抱怨。但侯孝賢的所有演員，包括梁朝偉，都非常非常信任他，所以完全沒有人抱怨。在這種情況下其實跟他一起工作非常容易，因為大家都信任、尊重彼此。
我的另一個挑戰是，有時候我必須要求他完成拍攝，因為他常常嘗試重新拍攝某些場景。當然，這時候他會負責超出預算的部分。例如，我和松竹（按：松竹株式會社，日本五大電影公司之一）談好投資這麼多錢，而他們不能補貼多出來的部分。侯孝賢同意這樣的條件，而如果有超出預算，他會對那超出預算的部分負責。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非常信任他。
我之所以會那麼緊迫盯人，要求他完成拍攝（或者是開始剪輯），是因為我們不能錯過坎城。如果錯過了，那將會是很大的損失，因為坎城影展是將電影推到歐洲市場很重要的一環。《好男好女》如期拍攝完畢，但《南國再見南國》和 《海上花》就延遲了，我記得我飛去台北，侯孝賢在處理電影的後期製作，我就跟他說，坎城的交片期限是這個時候，請完成電影（笑）否則，他會持續剪輯，有時候甚至重拍某些場景。
侯導好像一直都是這樣。這就像一個永遠看不到盡頭的過程（笑）
像《刺客聶隱娘》也是。我沒有參與這部片，但我聽說也是花了很長時間，沒有人去跟他說一說！（笑）但總體來說，跟他一起工作非常容易，我也對每次的成果非常滿意。
最後想請您談談，您跟許多導演在他們還沒大紅前就開始跟他們合作，您是如何挑選合作對象及作品的？
這其實只是一種感覺。當我第一次見到賈樟柯時，我就覺得我應該可以跟他一起工作。當然，他是一個有才華的導演，我看完他的電影我就知道了。但即使是一個有才華的導演，如果我覺得我不能信任這個人，我就不會想要和他合作。
當然，我還是持續地在發掘有才華的新導演，但我必須信任這個人，才能跟他一起合作。有時候我聽說製片跟導演之間會有很大的衝突，我並不想要這樣工作。像是賈樟柯跟侯孝賢都是我信任的人，所以我們才能持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