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羊專欄 / 《恐怖份子》:通過虛實的鏡子

2017/04/23|
by 盲羊
文/ 盲羊

個人非常喜歡楊德昌導演,特別是他的《麻將》(1996)和《一一》(2000),兩部都看了不下四次。其他的片子從《海灘的一天》(1983)、《青梅竹馬》(1985)、《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到《獨立時代》(1994)也都陸續觀看完畢,就獨缺1986年這部被稱作楊導代表作之一的《恐怖份子》。昨天終於看了。雖然無法成為最愛,但它卻讓我留下一些奇特印象,也由此產生一些思考。

首先是《恐怖份子》交錯的敍事。整部片看完,會清楚看到兩條明確的敍事線:一個是攝影男孩、一個是女作家,彼此產生微妙的關係。但觀看時候,卻明顯感受到交錯的不只是攝影男孩和女作家,還有女作家的先生、以及神秘女孩的視角出現在電影之中,形式一個多視角的敍事手法。這種以角色為中心的敍事的多線敍事,在後來的《麻將》與《一一》那裡得到更傑出、更具魅力的展示,在《恐怖份子》一片裡,雖然電影開始就展示出幾位角色的關係,但初次觀賞的過程,還是如入謎霧之中,形成一些疑惑。從成功的一方面看,交錯的敍事加強了電影原有意營造的懸疑氣份;從失敗的一方面看,交錯的敍事把觀眾推到很遠的地方,難以進入狀況(如果能看第二、第三次,應當能完全解除,真正進入和感受)。

其次,電影的後現代情境。神秘女子給女作家的一通電話,讓遇到瓶頸的女作家寫出了一篇得獎作品,又被攝影男發現向女作家的丈夫告密。這樣的一個設定,本身頗有後設文本的味道,而電影裡虛實互涉的部分,更是後現代情境的一個照映。以後設文本來說,女作家的小說顯然不夠強力到控制電影結局,這一點削弱其作為後設文本討論的基礎(看到結尾,便確定它不能作一個後設文本來說論)。然而,以後現代情境來說,這部電影對於理性、安定、真理以及確定性的持疑,包含虛實之間的關係,都是後現代理論家所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去呈現「真實」而是對「現代社會」的「生活模式」提出質疑與挑戰。

因此不能把《恐怖份子》當作一部寫實的片看,但它所呈現的世界和意圖探討的「虛與實」的問題,卻反映出時代思潮與情境:它也許不是一面真實的鏡子,卻可能比真實還要真實。

我並不知道 1980 年代的楊德昌導演是否是有意識地提出後現代式的問題,但這部電影從形式到內容所展示出來的一切,顯示出楊導對現代社會的觀察和思考。即便在多年以後的今日觀看,依然強而有力。如果你也喜歡楊德昌,絕對不要錯過這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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