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一念無明》卻不萬念俱灰!專訪金馬獎最佳新導演黃進、編劇陳楚珩

2017/04/07|焦點人物
by seboxhong

文/ Sebox


香港導演黃進以電影《一念無明》獲得了去年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殊榮,致詞時更浪漫地向同時也是編劇的女友陳楚珩說出「劇本是電影的靈魂,而你就是我的靈魂」,如此深刻且真摯的告白。日前狂熱球有幸與兩位優秀的創作者花上一些時間聊聊這個作品,從創作的角度再次閱讀這個厚實的文本。


由余文樂、曾志偉以及金燕玲共同主演,《一念無明》講述了余文樂飾演的躁鬱症患者阿東,在一次意外中結束了罹患憂鬱症的母親的性命,而曾志偉飾演的父親很早就離開了這個家庭,阿東出院後卻必須要接受父親的幫助,一步步走回社會。在這部電影的議題設定上,除了自己身邊的朋友們有一些精神上的問題以外,編劇陳楚珩表示這是一個大環境的集體現象,在香港生活的人們受到的壓力太大,並不是少數人會遇到這樣的狀況,幾乎每個人都被情緒、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人們在忙碌的生活中無法處理負面的情緒,累積起來就變成了大家所謂的「精神病」。


陳:一直以來我都很喜歡有關情緒、精神疾病的電影,但其實這些電影會以這些疾病的特徵作為推進劇情的方式,或是讓他成為某一種吸引人觀看的特點,對我來說這種手法並不好,因為電影是這麼好的媒介,你卻利用這樣的手法呈現出這些不真實的特徵,所以當我們開始發想這個計畫的時候,我就想要用另外一種更寫實方式來講述關於精神疾病的故事。



陳:很多時候可能我們在新聞上面看到了一個悲劇事件,但多數人不會去理解背後的故事,一直到不好的事情爆發了大家才會關注,然而在這種沒有全盤理解的狀況下,這些潛在的問題並不會被解決,它的確一直存在於每個人腦袋裡,可是之中的細節呢?這就是《一念無明》想要帶給觀眾的訊息,因為在每一個類似的案例裡面都有許多前因後果是應該要被理解的,從中理解後人們或許能夠藉此找到自己的出口也說不定。


作為一個新導演,黃進在敘事的手法上與劇本的架構如出一轍,平舖直敘的方式讓演員成為了這部電影裡面最重要的核心,觀眾因為角色掙扎而掙扎,因為角色傷心而傷心。在去年的金馬獎記者會上,評審團主席許鞍華導演曾經透露,《一念無明》這部電影能夠完成已經是相當不簡單,也因為演員曾志偉的加入才能有其他演員一起參與的可能性,在這次的選角上導演黃進也透露了當初的巧思。


黃:主要是因為這次的資金是來自香港政府,所以即便最後的作品在商業上沒有太好的表現也沒有關係(笑),身為一個創作者這讓我可以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不過這樣的機會可能也就只有一次,如果只有一次的機會,我想要講一些商業電影裡面無法好好說的故事。當然,我們都很清楚這個故事本身是相當小眾、獨立的,為了要把電影裡的訊息更廣泛地傳達給大眾,或是說那些跟我們同溫層裡面更不一樣的人,我們找來了曾志偉大哥、余文樂以及金姊作為主要的卡司。這些演員對於觀眾來說是熟悉的、大眾的,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模式把屬於小眾的故事帶得更遠一點,讓電影作為溝通的媒介能發揮最大的效用。



曾志偉多數時候都以搞笑、滑稽的樣貌出現在銀光幕前,但不論是在《愈快樂愈墮落》裡面欲言又止的同性戀角色,或是《無間道》裡面喜怒無常的詮釋,都可以明顯地感受到曾志偉深厚且飽滿的演技。電影的主角余文樂近期以《志明與春嬌》系列電影獲得相當多影迷的關注,儘管過去的作品多數都呈現較為一致的樣貌,這次演出《一念無明》實在令人大開眼界,對於阿東內心正常與不正常的界線做出了相當精湛的詮釋,也入圍了金馬獎、香港電影金像獎等最佳男主角。不得不提的是演技實力精湛的金燕玲,更是以此片拿下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獎,對於新導演來說,黃進在與這些演員溝通的功夫上肯定要有所拿捏,在訪談中他相當有系統地解釋了自己面對三位演員不同的引導方式。


黃:因為《一念無明》是一個很危險的故事,很容易就變得很煽情、很消費精神疾病的故事,所以我最常跟演員們談的是演出的過程中,我們有沒有超過了一開始我們設定的那條界線,我的工作就是把關這些演員的詮釋方式,至於怎麼演戲,畢竟我不是演員,他們才是演員,這些就交給他們了,不過我在面對他們三位演員的方式都不大一樣。



黃:我第一次跟金姊見面就是拍攝當天,我們花了半個小時聊這個劇本,然後就直接開拍,完全沒有演練。其實我了解他為什麼不排戲,因為他本身是一個情感很豐富的人,即便在幕後訪問的時候他都講到哭出來,如果你讓他排練的話事實上是浪費了他的情緒,因為他很快就可以進入這個角色。在聊完劇本之後他只問了我一個問題,他說他很清楚知道這是什麼樣子的故事,但他想要知道身為導演的我,真正想要做的是什麼?想要讓觀眾看到什麼樣的電影?聊完了他一演就是我要的狀態,幾乎不需要任何調整。



黃:曾志偉大哥的演技很多元,他可以給你非常多種表演方式,我們在排戲的時候就可以從他不同方向的演出中找到一個最適合的風格,因為他不知道我要的是哪一個版本的他,曾大哥也很懂電影,所以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描繪出這部作品的樣貌,讓他知道這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他就可以融合自己不同的樣貌,給出一個非常精準的表演,而不是刻意去挑戰他,讓他演出一個過去從不存在他的生命經驗的角色。



黃:過去我們常常看到余文樂都是在警匪片、愛情片裡面的表演,這些也都是余文樂的面相沒錯,不過很久都沒有看到他有比較純屬情緒的演出,這些情緒被隱藏在他的心中,我就必須要把這些東西引導出來。我覺得這其實蠻危險的,因為這些表演都是真正的余文樂,不同的狀態也都是來自他自己內心累積的情緒,拍的時候我沒有想那麼多,但拍完了我才發現自己對他太過分了,因為阿樂跟阿東已經快要變成同一個人。對於演員來說這是相當危險的作法,尤其阿樂又對自己的演出要求相當高,在電影裡面吃巧克力的那場戲,其實中間我已經覺得有可以用的畫面了,但他還是想要繼續演出,他想要找到屬於自己的感覺,他要克服給自己的這個關卡。我們就像一個瘋的人遇到一個狂的人(笑),就這麼一直拍下去了。




電影當中有一個相當有趣的橋段,在屋村裡住在阿東跟爸爸隔壁的小弟弟,每天都被母親告誡要好好地念書才會成功,卻在閒暇之餘與阿東搭起了一座非常單純且真摯的友誼橋樑,不僅與阿東一起找回對生命的熱情,甚至在阿東失意時隔著牆講述一個融合了小王子與街邊拉寬頻上網生意的廣告詞的故事。同時電影中阿東的摯友路易斯成為了人們眼中成功的代表,卻因為過分壓迫的生活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個改編小王子與寬頻上網廣告詞的引述,對比上阿東好友路易斯的逝去,荒謬地描繪了成功與否的矛盾與衝突。


陳:這個矛盾是我想要在電影中呈現的,有很多家長都認為小孩唯一成功的道路就是努力念書、考到好的學校、有一個好的工作,賺大錢。但我們回顧這趟成長的旅程,即便路易斯有一個相當好的金融業工作,成為小康的白領階級,他真的快樂嗎?我在寫劇本的過程中,有幾個禮拜一直傳出香港中環有員工跳樓自殺的新聞,這對我的衝擊相當大,你會回頭去思考是不是賺大錢就是成功?就會開心?其實完全不是這樣,可是為什麼我們還是要讓孩子這樣成長呢?這是我很想要在電影裡面呈現的矛盾與反思。


黃:這就回到我們一直被教育成為一個能夠在城市中「生存」的人,但多數時候人們並沒有找到自己,並沒有在生活。這個小弟弟在電影裡面想要種花,但對於他媽媽來說這個想法很不應該,因為這件事情沒有辦法讓你在城市裡面生存,這並不是父母的錯,他們知道要能夠在生存在都市裡很難,基於對於小孩好的立場,這些壓力卻成為了孩子們迷失自己的原因,這就是現在香港的情況。



陳:我們朋友的孩子 1 歲就要去上課,這種學前教育對現在的家長來說變成一種必要的投資,在幼稚園之前就必須要有很好的課程安排,不然孩子沒有辦法進入一個好的幼稚園,也就沒有辦法進入一個好的小學、中學,以此類推。這樣的階級就無形出現在香港的社會裡面,但我們朋友的小孩最後沒有成功(笑),沒有時間與空間的成長環境,卻還是讓他們迷失自己真正的樣貌,沒有如預期地成功,也找不到自己。


黃:回到了故事本身,阿東最後跟小弟弟在天堂的那場戲我自己非常喜歡,我很喜歡余文樂在當下的詮釋,他給了那些擔心的大人一個淡然的表情,因為他發現原來你們都是這樣想的,那沒關係,即便他跟小弟弟是這麼單純的好友,但他還是把小弟弟還給了他們,還給了這個社會,但他心裡面不知道這個小弟弟能不能真正在這樣的生活中存活下來。



黃進與陳楚珩在訪談中表示,因為家庭背景的關係,自己並沒有受到如此龐大的「成功」壓力,但無形之中這些潛規則的建立對於香港的社會環境來說,已經在多數人身上建立了扭曲的價值觀,回應了陳楚珩在訪談開始時提到的集體現象,而如此的惡性循環也是產出《一念無明》劇中角色的原因之一。


《一念無明》透過看似特例的精神疾病,呈現了整個香港真實且普遍的狀態,在電影與現實生活中找到了一個荒誕卻緊緊契合的連結。正如兩位優秀的創作人在訪談中異口同聲闡述的,「成功與失敗並不是那麼重要,這些定義都是旁人加諸在自己身上的量化標籤」。即便台灣的城市生活與香港比較起來,相對而言是輕鬆的,但正在朝向所謂「成功」道路邁進的台灣,似乎也漸漸地被資本社會最極端的觸手包圍,在汲汲營營成為人們眼中成功樣貌的同時,的確應該停下腳步好好省視自己,而《一念無明》可以說是獻給被城市淹沒的人們,最好的靜思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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