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孫翠蔆

《情人》（L’amant）改編自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的自傳式小說，描寫女主角年輕時與一位中國男人的戀愛，故事發生於法國殖民時期的越南，女主角是居住於當地的法國人，男主角則是中國華僑，兩人在橫渡湄公河的渡輪上相遇，起初因為慾望互相靠近，後來卻漸漸產生了愛情，然而因為文化、種族等種種差異，兩人最後仍是無奈分離。

無論在電影或是小說中，許多年後的敘述者講起這段往事時，都不約而同從臉談起：電影開頭處女主角自述：「我有一張被摧毀的容顏（I have a destroyed face.）」原著的開頭也寫：「我已經不再年輕了，可是有一天在某處的大廳中，一位男士走過來自我介紹後，他說：『我以前就認識妳了。大家都說妳年輕時是個美人兒，但是我想告訴妳，我覺得現在的妳比年輕時更漂亮。和妳年輕時比起來，我比較喜歡妳現在的容貌，歷盡風霜的容貌。』」歷盡風霜的容貌，相比於其他以物紀念的愛情回憶，《情人》裡以臉為經，身體為緯，讓愛情的印痕如河流切割河床般深淺沖刷，也讓裡頭人物容貌不復平整光滑，暗影裡潛藏著壞毀與廢墟。如王安憶《長恨歌》裡形容不間斷地戀愛著的張永紅：「已有了憔悴的陰影，那都是經歷的烙印。一次次戀愛說是過去，其實都留在了臉上。」於是臉如公路揚起灰塵，身體則如荒野無盡延伸。相比於一般追憶似水年華式的模糊緬懷，《情人》裡頭的臉與身體總是異常清晰。

也因此備受摧殘的臉彷彿成為隱喻，暗示著兩人於身體上互相殖民的關係：互相在彼此身上留下印記，像探索寬廣的海外天地般彼此探索，同時卻也彷彿兩座疏離的島。電影裡頭的性愛場景幾乎都在下午發生，光影一寸寸暗下去，外頭街市越發嘈雜的時刻，陰暗的室內只有身體是清晰的，漂流在對外面世界的憤怒與絕望，以及對彼此慾望裡的兩個人互為孤島，或浮木。但值得討論的是，殖民者作為一個貧窮的法國女孩，被殖民者卻是中國籍的富家子弟，階級與性別的設定皆逆反了傳統殖民電影中的優劣，同時女主角的大膽開放與男主角的沉默懦弱，也扭轉了陽剛與陰柔的既定形象，種種的顛覆似乎在在暗示著殖民關係的複雜與不可解。

電影裡，情人被塑造得浪漫且深情，莒哈絲本人卻十分不滿，認為這是對於他們關係的簡化，情人應該是「相當世俗的角色，情感中夾雜利益與情慾」。沒有臉，情人變成某種真愛／純愛的典型，正如許多西方電影裡對於東方的想像，溫順且沒有性格的被殖民者。但如果莒哈絲的理解也是誤解重重呢？畢竟整部電影幾乎都是從女主角的視角出發，情人鮮少有發聲的機會。在他們的第一個下午，情人曾說：「你以後會記得這個下午，即使你忘了我的長相、我的名字。」是否只有當真正記住一張容顏的時刻，從己身出發的誤解，才有可能轉為從他人出發的試圖理解呢？但在這一點上，《情人》卻與多數殖民電影一樣，仍然沒有讓觀眾看到缺席的那一張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