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Fufu

「我的今日與昨日是那麼的不同，我的得意與失意是相差那麼大，有時我覺得自己不僅僅在過一種生活，而是過了許多種完全不同的生活。」 −史蒂芬・玆葳格

導演魏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作品中，常把主要角色那內心的自卑、失意與外在的故作姿態之間的拉鋸戰給具象化。再利用流暢的剪接、如觀賞奇趣盒的鏡位移動、柔和甜美的色彩以及令人發噱的機智語言包裝成一齣齣的瘋狂喜劇。但在事後回味總會發現隱藏在情節之下的可能是一部部關於青春期的窘迫、家庭失和或是試圖重振雄風的中年危機等主題。在這些關於人生各種時期「自我」難言之隱的電影，一直到了《布達佩斯大飯店》時，我們看到創作的高度拉到對時代關注的刻劃。

從片尾致謝的靈感來源，這一切都要從史蒂芬玆葳格（Stefan Zweig）這位上個世紀的傷痕文學作家說起。除了導演承認靈感來源的〈同情的罪〉和〈The Post-Office Girl〉兩本書之外。若拿他人生晚期那本自傳〈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對照，便會發現片中的各種影射、譬喻能在書中字裡行間對照。

書本開卷之際，也是玆葳格回憶他的青年時期−那個曾由哈布斯王朝統治並孕育出璀璨文明的奧匈帝國以及那個尚未經歷世界大戰的維也納。他是這麼形容那個太平盛世末的人們以及社會氛圍的：

「在歐洲，幾乎沒有一座城市像維也納這樣熱衷於文化生活。」

「他們真心認為，各國和各教派間的界限和分歧將會在彼此的友善中消失，整個人類融為一體，和平與安定這兩項最高的幸福將降臨在每個人身上。」

「在我們這些有過慘痛教訓的人看來，輕率的樂觀主義是非常迂腐的。然而，我們的父輩為之獻身的對象儘管只是一個幻覺，卻也是高尚和美好的幻覺，比今天叫囂的口號更人性也更有益得多。」

如果電影中的「作者」是茲威格的一種化身，那麼 19 世紀末的維也納人印象（包括玆葳格本人）或許正投射在飯店經理葛斯塔夫先生身上−說話咬文嚼字，儀容講究甚至在逃獄成功後會因為少了「羽之味」香水勃然大怒，卻又在得知「無」是來自戰亂的難民而對自己尖酸的言語由衷自責不已。

一部電影若有著重複的場景與橋段，那正是導演要留給觀眾悉心拆解的禮物。那列兩次停駛在雪地的火車，片段式描繪那個逐步崩解的世界。在第一次的身份檢查是由警察執行，卻因為葛斯塔夫先生遇上舊識而度過難關。這也更加強他心中那份「野蠻屠宰場上存在著人性文明微光」的過度浪漫的理想主義，以致在第二次面對行刑隊臨檢時成為槍下亡魂。拿行刑隊與反派的狄米崔相比，後者的確讓人感到害怕，那害怕正是來自人性之惡， 而這種惡無論在哪個時代、哪個地方都是無所不在的。但行刑隊則更接近的是一種機械式的冰冷與堅硬，這正是令玆葳格所感到絕望的−關於人性邪惡的擴展，即人性的蕩然無存。

片尾穆斯塔夫（即長大後的無）上電梯時，說了這樣一段話：「老實說，我想早在他進入那世界之前，他的世界就已經消失了。但我會說，他極為優雅的維持了那個幻象。」

但現實總是不盡甜美，來自童年與青少年時期耳濡目染的滋養的那份優雅，史蒂芬玆葳格也同樣努力的維持著這個幻象，他作為奧地利人、猶太人、作家和人道和平主義者，在目睹了自己國家滅亡後以及自己心愛的歐洲再度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便滿懷絕望，在還沒等到勝利之時便於1942年偕同第二妻子在巴西的公寓中雙雙服毒自殺。

參考資料：〈昨日世界 一個歐洲人的回憶〉，邊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