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臺灣上映的《鴿子在樹枝上沉思》(A Pigeon Sat on a Branch Reflecting on Existence, 2014)，繼《二樓傳來的歌聲》(Songs from the Second Floor, 2000)、《啊！人生》(You, the Living, 2007)，三者為人所稱「人生三部曲」。以《二樓》獲得坎城影展評審團獎，《人生》入圍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更以《鴿子》獲得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

非常幸運能夠在臺灣看見該三部曲，以近幾年藝術電影院的發展，說不定還排不到這位瑞典大師的場次。多數的藝術電影院也被一些根本稱不上「藝術電影」的電影佔位，假借著「歐洲」、「日本」、「韓國」、「○○影展」等名號進入戲院，實質上，根本稱不上藝術，是商業操作出來的作品，缺少神來一筆，也就是電影最初帶給觀眾的驚人魔法。近來，筆者往往於電影院感到失落，便覺得在家一個人看DVD都比較舒服，看看以前的電影，還有很多作品尚未發掘。

為什麼說「排不到這位瑞典大師的場次」？該導演的作品缺乏明顯的敘事性，固定或隱隱的移動長鏡頭(《鴿子》是完全固定)，用近似魚眼的廣角鏡頭構成深焦影像。更以超現實的敘事，使鏡頭與鏡頭、場次與場次、角色與角色跳脫一般思維。整體的設計，角色的外型聲調，場景的裝置，美術的調配，都跟寫實絕緣，此畫非彼畫，此影像非彼影像，他的電影到底是什麼？

三部曲皆缺乏主角，眾人物交織密網，角色之間的關係淡薄，觀眾常會想，這個角色跟那個角色有何關聯，疑惑之際便又進入了另一個不相干的角色，觀眾可能不停疊加自己的疑惑。只有少數角色貫穿全場，甚至出現在兩部片中，往往使人出神。此外，台詞清楚但又不清楚，重複如唱盤跳針，不明如隔空喊話，一個角色講過一次，另一個角色再講一次，然後又有個角色再講一次，往往單調的修辭，可以形容他的台詞「精鍊」，也可以形容他的台詞「隨興」。

他的電影可說是集小眾之大成。喜歡長鏡頭但不愛超現實的觀眾，跟喜歡超現實卻不愛長鏡頭的觀眾，以及喜歡深焦鏡頭但不喜歡特寫的觀眾，或喜歡特寫卻不愛深焦鏡頭的觀眾，同一屋簷下看這部片，電影播到一半，座席間露出層層不耐的嘆息，大家互相影響大家觀影的興致，結果在電影院大打出手，互相捍衛自己的藝術理念，搞得人仰馬翻，然後洛伊安德森的電影就播完了，誰也沒有看清楚電影本身到底在講什麼。以上純粹是筆者的猜想。

相對後兩者的《二樓傳來的歌聲》，其中有要角，是一位火燒家具店的老闆跟他的兩位兒子。其大兒子入住精神病院，原因居然是「寫詩到發瘋」。不解的父親肯是覺得難過與氣憤，到底為什麼因為寫詩而無法成了一個從事正業的人呢？後來了解，這位大兒子是開計程車的，但可能寫詩無法賺錢養家，又為了追求美學求取認同，也因此走火入魔，成了個病榻上的懦夫。

洛伊安德森的作品富有諷諭，以上的劇情其實表明了「詩的失能」，譏刺缺乏美學容忍、追求商業利益、官僚愚弄百姓的當代社會，甚至利用「千禧年」諷刺宗教的迷信讚揚，群盲使得宗教的信仰本質扭曲，而求願求了兩千年，社會好像愈來愈糟，但人民繼續求，積累的願望愈來愈多，也愈來愈低級、愈現代。

塔可夫斯基的詩意在於移動、流動；侯孝賢導演的詩意在聚氣凝神；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的詩意在生命哲理；泰倫斯馬力克的詩意在流動饗宴的視野；溫德斯的詩意在優美的運鏡；吉姆賈木許的詩意在娓娓的語言；阿比查邦的詩意在剪接的跳躍；洛伊安德森的詩意在於抽象的跳轉，富有啟示並激發自由、多重的想像，即便可能詰屈聱牙、語驚不休、顛三倒四，正也是作詩之法。

詩的美感，即「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空間、時間的立體創設，像是讓觀眾在框架中看戲，或者是看玻璃箱裡的標本。

空間上，洛伊安德森的作品如裝置藝術，他對重造現實沒有興趣，有著近似表現主義的發揮。深焦攝影，利用空間的每一角落；即便關了扇窗，卻開了門，更展延了另一度的空間；剪接時，前後仍互相聯繫，觀眾的思緒好比聲音的傳遞，是綿綿不斷的扣緊他所設定的母題，故重複的臺詞不斷出現。稍微由上而下拍的鏡頭，讓空間跟著扭曲，產生異狀，邊緣會模糊擴展，主體則是放大，構圖會更立體，遠的更小，近的更大，這讓固定長鏡頭發揮最大的效用。

空間屬靜態，時間是動態，角色便發揮計時的作用，他們的肢體、舞蹈、語言、吹奏、唱歌，皆是動態的節奏、時間的韻律。如果注視著時鐘裡的秒針，即便是一秒，也會感覺時間被自我意識延長。有一個明顯的例子，等綠燈亮時，看著紅燈的心理時間會比不看紅燈來得久。導演的母題聚焦在「人的生死」，人的一生感覺起來很長，但也只是蜉蝣如夢，到底是快？還是慢？理也理不清。

角色個個都是極度蒼白的面孔，肉身不是碩大豐腴，要不瘦骨嶙峋，他們鮮明的治裝，往往令人過目不忘。畫面上，導演置中角色，尤其是《鴿子》一片，角色動作更小、精緻、簡化，整部片也不會被一些瑣碎的人事物分心，場面設計更為凝鍊。

導演常用符號意象，引申角色人物個性背景，高爾夫球桿、西裝、龐克族、重金屬音樂、各種樂器、十字架、電話、水晶球、飛機等，尤其納粹的萬字符號存在於隱微，導演出生的時代正是二戰烽火烈焰，特別藉此諷刺不食人間煙火的達官遺族。基本上，《二樓》整部戲就是諷刺寓言，資本主義的貧窮富貴，消費主義的盲目跟從，宗教救贖的無理犧牲，全民宛如進入異時空，遭受蒙難，到底是自作自受，還是老天有命。

《人生》有一場戲，塞在車陣中的水泥攪拌工，打開車窗，對著鏡頭說話，說自己做了個可怕的噩夢。他夢到了一個家族宴會，因為氣氛煩躁，所有人都不說話，好似有特大的秘密藏在每個人心中。進入異地的攪拌工自我推薦，用拉桌巾的方式娛樂他人。不巧，他摔壞了所有骨董瓷器，這時桌巾被他拉走後，桌面上居然是兩個特大的納粹萬字符號。最後他被這個家族告上法庭求償，賠也賠不起，三位法官又是恐龍法官，自己的辯護律師居然只會行眼淚攻勢，攪拌工莫名地被送上電椅五花大綁。

這場戲呼應著電影「人生」主題，《鴿子》的第一場戲是一名男子在博物館裡看標本。「標本」大部分即是一種人為破壞，絕對不會對自然保育有幫助，攪拌工被送上電椅，其實就是種製作標本的過程，必先殺人，才能打模子、釘釘子。不合理的執法者即為製標者，看著這群人公然處理的觀眾，煞是可惡的，更何況導演還讓其中一名觀眾吃爆米花，又譏諷了當代看熱鬧的習慣。

「詩無達詁」，任誰都無法全面全能地解釋詩，難免解錯。筆者也無法完全理解洛伊安德森的表達，但觀影的途中，驚喜不斷，更認識了這位導演，才是電影最初的美感。即便重看《鴿子》，筆者發現非常有趣，也放心享受原先不敢觀賞的前兩部片。

人有各種面貌，導演展示了部分，觀眾可能與之同感，或無感。筆者有感而發，故作文發之。

洛伊安德森將百無聊賴的日常轉品成幽默趣聞，或是譬喻成歷史的汙點，是導演仁心之展現；以高度的美學要求挑戰當代觀眾，這可能算是導演作為權威的私心企圖，可能幽了自己一默。

圖片來源：IM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