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梁祐恩

曾於前作《藥命俱樂部》（Dallas Buyers Club）中描述愛滋患者為了求藥續命不惜非法跨國走私，全力迎擊僅存的每一刻的加拿大導演尚-馬克‧瓦列‎ （Jean-Marc Valle），這次選擇從年輕女性視角發聲，將雪兒‧史翠德（Cheryl Strayed）在遭逢親族離散，生命脫序等重創之後，獨自踏上1100英里的心靈長征改編為電影《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Wild）。並邀請《金髮尤物》（Legally Blonde）女星瑞絲‧薇斯朋（Reese Witherspoon）卸下脂粉，宛如素人演員般地虔心進入劇中荒涼而壯麗的世界。

相較於另一部同樣改編自真人經歷，且皆以走入荒野為題材的影片《阿拉斯加之死》（Into the Wild），若純粹討論原著文字，個人獨鍾前者。然而在影音剪輯與劇本呈現上，《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在我心中則略勝一籌。本文主要討論兩片之敘述觀點和性別意識。

首先兩位主角對於「壯遊」計畫擁有不甚對等的自覺。《阿拉斯加之死》的男主角克里斯沿途於農場打零工搭便車，不斷以「亞歷山大遊民」的身分自況，他浪跡阿拉斯加的目的是「遠離文明，遁入自然」，事前甚至沒有做足回歸社會的預備。「Into the Wild」最後的庇護所竟是一台隱喻了現代都市的廢棄巴士（何等悖謬）。相反地，《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的觀眾想必會意，雪兒決定徒步太平洋屋脊步道的意志為重回自我（或套句電影台詞：重生為亡母的女兒），在現實中覓得一個歸屬的「入口」，而非克里斯那般孤擲身心，追求變幻無常「涉險」或「解放」的「出口」。

有個看似無關緊要的小細節令筆者感到別具深意，《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的女主角雪兒最初露宿步道時，企圖模仿郊狼的聲音壯膽，但是場景切換到《阿拉斯加之死》，克里斯發現巴士的第一天，便站在車頂敞開胸懷狼嚎一番，此狼非彼狼，兩者之間的歧異自是不言而喻。雪兒的步行旅程在自然光攝影之下顯得蹣跚頓挫，幾十公斤的重荷（亦是她沉重的過往）讓她寸步難行，她一路減輕負重、駕馭恐懼，毅然邁向地圖的另一端，導演為兩小時的漫長旅程安排了大量的意識流獨白、技巧性地隨心理變化進行倒敘、插敘再倒敘，並利用視覺與聽覺的蒙太奇，將戲劇化的天秤調控在最均衡的位置。

意圖更確鑿的自剖在於，雪兒疾言反駁記者賜予的「遊民」定義。無論文本為原著或影片，雪兒所宣示的女性主義，無不令第三者一目了然。然而《阿拉斯加之死》真正的敘事者是誰？倘若單獨詮釋劇情脈絡或旁白視角，主角克里斯的手札、遺物、地景已鐫刻其長征紀錄，加之作家強‧克拉庫爾（JonKrakauer）在事件落幕後的深入採訪，克里斯的妹妹亦勇敢透露家族隱私，親身參與還原真相的工程，改編拍攝後的《阿拉斯加之死》，可說是超逸了旅人克里斯的生存實況，達到了極度形象化的成就。如此一來，書籍與影片雖是截然不同的文本，我們卻沒有機會見證克里斯現身為自己「除魅」。電影《阿拉斯加之死》描繪一個旅人以死亡的悲劇書寫生命之難解，格外為故事提供了一層神秘感，這種「隱沒在真相之中」的遺憾美學是我認為前者改編所難以企及之處。

綜觀自陳「沒有電話、沒有寵物、沒有香菸」的浪人克里斯，揹著輕便的行囊在雪地上來去自如，他引用梭羅「不是愛情，不是金錢，不是信仰，不是名譽，不是公平，給我真相。」一言回應了旅伴對於他捨棄所有身外之物與親情的忠告。值得玩味的一點是，克里斯的哲思對於他所邂逅的旅伴固然有極大影響力，但是克里斯始終有意迴避人際關係的羈絆。當他抵達阿拉斯加公路，車窗外等待他的是暖爐電器和冰天雪地的交叉點，老人隆納德希望自己的收養提議，能夠讓克里斯就此懸崖勒馬，克里斯卻依舊選擇了背離。觀眾也已預知他的生命必然走向天地無所遁逃的極端之中。這一幕旁敲側擊了片頭克里斯對於自己中上階級出身的反抗，父母本想送他一輛新車作為畢業禮物，不料克里斯先是強烈抵拒，接著又在餐桌上滔滔不絕地痛批家人沉淪物質生活。他的每一步背離是何等徹底─物慾、身分證、金錢、社會化……為了享受未經篩選的原始經驗，克里斯進行「奧德賽」旅程的第一步便是斬斷世俗的桎梏，以「朝聖者」之姿信奉大地即為屋宇，生命盡其在我。這並不是否認雪兒的自我探索不夠接近大自然（生存在都市叢林中難道就能屏除野性？），只不過「探索者」雪兒要的並不是無以復加的流浪，同時在雪兒的敘述觀點裡，我們可以解讀到包袱較深的家庭依戀，影片更不時閃現性和毒品的迷茫、對前夫的悵惘、槍決母親愛馬時的雙重失落（雪兒不但無力拯救母親，也放棄母親形象的延伸─母親的愛馬，因此深刻自疚）。
《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與《阿拉斯加之死》的獨行圖景（下）